郁達夫獨一存世完全手稿，中篇小說《她是一個弱男子》（1932年）
在今朝的諸多文史寫作傍邊，對軼事掌故（anecdotes）的研討和根究大要是最不難費勁不諂諛的一種。由於，比擬于文學研討，它其實太愛探尋文學文本之外的故事；比擬于汗青研討，它往往又有些過火糾結于那些往往懸而未決難以根據的謠言傳說，和那些非想象和猜想而不克不及進進的細節。正因這般，文學研討者不難感到軼事研討不敷盡興，由於文學的細讀在此中往往是一筆帶過的，汗青研討者也許又會感到如許的寫作，想象施展得太滿，行文到史料觸及不到的處所，讀起來大要就像小說家之流。換句話說，軼事研討為難地處在文學和汗青之間：從文學角度看，它像是文學的花邊，從汗青一側看，它又像是汗青的八卦。
盡管軼事研討有上述肉眼可見的潛伏風險，危則危矣，我卻一貫長短常愛好和沉迷的。街談巷議，道聽途說，所謂稗官別史者，瑣碎固瑣碎耳，但大師也往往告竣共鳴，感到是可補野史之遺。是以，不消決心倡導，各類軼事別史及其研討著作歷來總也層出不窮，而我也樂見其成。楊斌傳授的《誰是阿誰弱男子？》一書，便也是如許一本勇于測驗考試的研討郁達夫軼事之新作，此中所談題目，正兒八經的中國古代文學史能夠不屑細究，但是細細爬梳，也有其奇特樂趣地點。
除開題記、媒介和后記，全書共分十三章，第一章摸索郁達夫的文學創作中的自我描寫和別人側記中的郁達夫抽像和他自己現實邊幅之間的關系，以及郁達夫對自我邊幅的認知和他的情感生涯之間的關系；第二章談郁達夫及其所代表的《發明社》與胡適的論爭和兩邊息爭之后郁胡之間的友情；第三章談郁達夫與徐志摩的來往和友誼；第四章談郁達夫和林語堂的友情，并重點追蹤關心了郁達夫承諾而未能兌現的《瞬息京華》翻譯（即Moment in Peking，普通譯為《京華煙云》），并剖析了郁達夫中途而廢的佈景和緣由；第五章談郁達夫與魯迅情同手足之深入友誼；第六章談郁達夫與王映霞的結緣與熟悉；第七章談郁與王的訂親成婚和初期的婚姻生涯；第八章可算是此書之“題眼”，研討了郁達夫《她是一個弱男子》新公布手稿，探討其小說之本領，從頭梳理小說表裡之人事關系，并對“誰是阿誰弱男子”停止了多維闡釋；第九章談郁王之婚變；第十章以王映霞傳說中的戀人許紹棣為中間，試圖撥開郁王情變之疑云；第十一章索隱《給郁達夫的信》所包含的二十三封手札中的機密，作者特殊以為，此中不被王映霞認可的信恰好是主要的切進口；第十二章對戴笠是郁王婚變中真正的圈外人這一傳說停止了深刻摸索；第十三章作者聯合本身在新加坡的實地訪問考核，尋覓了郁達夫生前生涯任務雅會過的地址，從郁達夫的迷蹤中追蹤其星洲遺事。在這些章節里，我尤其愛好第四章，第八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很顯明，作者在這幾章出力頗深，不只盡力探討了一些新資料，在資料剖析的基本上也往往有新看法。
《她是一個弱男子》完全創作稿 線裝一冊（三百一十頁） 1932年作
此書洋洋灑灑，五百多頁，但我花了一地利間就一氣讀完，追劇普通，可見可讀性很強且體驗溫馨。但我也懷疑我的讀者等待視野出了錯誤：讀之前，我本認為應是一本學術專著，但上手之后，從頭至尾，全書一個實際也沒用，倒令我覺得比擬不測。當然，專人專書今朝已很可貴，而實際自己也不是必需，但我懷疑這本書的動身點并非真的要跟以後的郁達夫研討有一個親密的學術層面的批評參與（critical engagement），而是從作者自己作為郁達夫的喜好者動身，向通俗讀者和民眾先容多年來瀏覽和追蹤關心郁達夫的心得。我之所以有這般判定，緣由是我有以下幾方面的瀏覽感觸感染：
其一，此書專注于講故事，缺少批評認識。全書開頭最后一句乃是“師長教師之風，天長地久”，對郁達夫的無前提崇敬，呼之欲出。同作為郁達夫粉絲，這般我是懂得的。但郁達夫自己一向以來作為爭議人物，這此中可談的隱微之處（nuances）良多，似不該以此簡略不雅點一言蔽之。好比，郁達夫歷次在報紙上形成顫動的頒發，如聲名與發明社完整離開關系之啟事，與王映霞婚變中的幾回啟事，以及后來讓郁王婚姻徹底的《毀家詩紀》，究竟真的是像周作人所言的“非認識的展覽本身”，仍是他造作矯情的扮演型人格的一種實行？這是郁達夫無法把持的裸露癖的發泄，仍是一種應用媒體出口有目標的操演（performativity）和炒作？這些疑問似乎難以找到一個斷定的結論，但此書的偏向性非常顯明。作者在書中對這些早已有之的爭議給出了他本身簡略且明白的謎底，當然并非好事，稍后我還會回到這一點會商。但這里我想問的是，我們能否還能在這些極端豐盛的後人已有的爭辯的基本上，更深刻地為郁達夫寫點什么？在瀏覽此書的經過歷程中，我曾屢次盼望作者能在郁達夫寫作的文本與其他平易近國作者文本之間的互文性（intertexuality），郁達夫自己作為平易近國文學明星（stardom）與其粉絲文明（fandom）之間的互動，郁達夫的文學創作與其社會關系的感情研討這些方面寫深一筆，但惋惜此書似乎沒有在講故事的基本上在學理上更進一個步驟。
其二，我確信作者很出色地重述了郁達夫的故事，按此刻風行的話說，是郁達夫人生主要社會關系和要害時辰的具體復盤。但史家說故事，似乎此中天然跟文學研討也甚難產生關系。固然，我在此書中看到了作者與國際頒發的一系列郁達夫研討停止了對話(如唐達暉，許子東，張毓茂，朱崇科等人的著作)，但就與海內漢學中的郁達夫研討，除了李歐梵《中國古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歷來研討過郁達夫的名家，如普實克，夏志清，王德威，梅儀慈等人，此書似乎未無機會說起和對話。當然留意到這一點，是有我的私心在。作為晚清平易近國詩歌研討者，我本還盼望此書能與郁達夫舊體詩詞研討發生對話，究竟，這是郁達夫研討2010年以來一個遭到追蹤關心的子範疇(subfield)。楊昊昇，高嘉謙等人不共享空間謀而合地對郁達夫骸骨留戀心態作出了主要而具體的闡述，例如，楊追蹤關心于郁的遺平易近情結（楊昊昇關于郁達夫舊體詩的闡述，拜見Chapter 2 “An Infatuation with a Skeleton: Yu Dafu’s Accidental Loyalism and Classical-Style Poetry ”, in Yang, Haosheng. A Modernity Set to a Pre-modern Tune: Classical-style Poetry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Ideas, History, and Modern China. Leiden; Boston: Brill, 2016, pp.62-101.），而高著重于郁在南洋的亡命詩學（高嘉謙關于郁達夫的闡述，見氏著《骸骨與銘記——論黃錦樹、郁達夫與亡命詩學》, 臺年夜文史哲學報，第七十四期 2011年05月 頁103-125；以及《古代性的骸骨——許南英與郁達夫的南邊之逝世》（第八章），載氏著《遺平易近、疆界與古代性：漢詩的南邊團圓與抒懷（1895-1945）》，臺北：聯經出書，2016年，頁435-489）。固然作者在本書中陸續援用了郁達夫盡年夜大都主要的舊體詩詞，但已有的關于郁達夫舊體詩詞的文學研討結果，卻顯然被疏忽了。
郁達夫致王映霞情書 1927年3月16日 上海藏書樓躲
其三，在讀完此書第八章之后，我大略對書中“誰是阿誰弱男子”的多重說明是滿足的。但我腦內又開端呈現另一個彷徨不往的題目，便是從讀者接收的角度，此書所寫的究竟是誰眼中的郁達夫呢？當然，緊接者我所講的第二點，大要此書所寫的，真不滿是文學研討者眼中的郁達夫。書中的文本，不論能否是虛擬的小說，半真半假的回想錄，仍是可以算作紀實日誌、手札，一概被作者讀為一種實際主義（realism）寫作。好比，在第一章里作者老是用郁達夫小說中的“我”的表面描述來反復印證郁達夫本身確然的“風度不揚”。如許的寫法，在此書中觸目皆是。我認為這是以史心揣度詩筆，讀得太逝世而寫得太實。何況良多工具，作為文學研討者，并不真的想了解謎底。就像錢鐘書并不想像陳寅恪那樣想了解楊貴妃究竟是不是處共享空間子進宮。但話說回來，我對以詩證史的方式是抱有一種同情的懂得的，究竟楊貴妃究竟是不是處子這個題目并不只僅是關宮闈穢聞，也關乎《長恨歌》的寫法和唐代的軌制及文明史；郁達夫的自我抽像當然也不只僅是他自己體面的題目，實在也是郁達夫的文學創作聚會場地伎倆和他的社會思惟心態的題目。是以，固然作者書中寫了一個很“其實”的郁達夫，我也樂于見到郁達夫容貌之類的題目被這般細究，哪怕通俗讀者能夠不難只將其讀成平易近國八卦而已。
綜合以上三點看來，我年夜致感到以詩證史，征史于詩的寫法，寫出來的必定是索隱家的郁達夫。考據鉤沉，爬梳索隱，然后在或真或假的線索里收拾出一個有頭有尾的劇情，講故事天然也是汗青學家的優點。我想軼事研討一貫也是更面向普羅民眾，不只由於故事講得好就不難令人著迷，索隱老是有看偵察小說普通的快感的。當之無愧，楊斌傳授深得紅學索隱派精華。我僅舉一例，便可見作者索隱法的風味。當剖析到第23封《廣角鏡》公然的《給達夫的信》時，對信上的“陳靜啟映”四字，作者是這般說明的：
“方才我們已經困惑信封上收信人姓名“陳靜啟映”，而“陳靜啟映”這四個字只需倒過去讀，即是“映啟靜陳”，也就是“映(霞)啟”，“靜”“陳(上)”的意思。以此猜測，則“靜”是許紹棣的代稱。這些幌子都是兩人事前約好的聯絡方法。至于為什么寄往曹秉哲家中，是由於那時王映霞亡命途中沒有穩固的住址，不得已而為之。”
這種索隱讀來風趣。作者也在書中說明說，“我們無妨采取“索隱派”的方法來停止一番斟酌，即便所作的斟酌如沙岸城堡水中明月，如許的盡力仍是有必定的意義。”不外我們也無妨多問一句，在興趣之外，如許的軼事研討，意義畢竟為何呢？
這般詰問并非沒有謎底。這里我不由想起湯姆康利（Tom Conley）在議論蒙田（Montaigne）的寫作時，提出軼事（anecdote）便是解藥（antidote）的赫然高論。康利指出，這并非僅僅是兩者單詞附近所以順理成章的文字游戲。經由過程寫作和研討軼事，作者可以供給多種相互牴觸說法和疑問之間的解藥：即一種絕對明白的謎底。換句話說，軼事研討的義務，良多時辰就像在迷霧里找出一條可以供人追循的清楚途徑。在可供雙向闡釋的空間里測驗考試給出一個獨樹一幟之說簡直定結論，這也可以算是我前文已說起的“作者給出了本身簡略且明白的謎底”的長處的那一方面。譬如，歷來對郁達夫究竟有多愛國，說法紛歧，我印象很深是夏志清傳授在《中國古代小說史》寫郁達夫那一章的終了處，頒發了對郁達夫終極的失落和逝世亡覺得不成思議的評論：“可是成功后不久，日警捉到了他，把自殺害。他身為作家，既非共產黨，也不很愛國，遭到這個下場也可以說是萬想不到的了。”但假如依據本書細心爬梳的郁達夫在南洋的經過的事況，可見郁達夫的良多言行證實他實在很是愛國，積極抗日，也跟共產黨人胡愈之等人關系親密。有著這些明白的結論和謎底，那么郁達夫的失落，在軼事研討看來也不是什么“萬想不到”的希奇終局了。
不外，這里我也順帶想到一個關于郁達夫若何被japan(日本)人發明并抓捕的哄傳頗廣的軼事：聽說那時japan(日本)人在南洋發明這位其貌不揚的中年人是郁達夫，畢竟仍是由於他有意間寫出的舊體詩。japan(日本)人以為，能寫的這般完善舊體詩之文人，中國僅有三位，周氏兄弟和郁達夫。魯迅曾經往世，周作人不成能在南洋，那么此人必是郁達夫無疑了。這個軼事很有興趣思，也有很年夜的闡釋空間，但我一向沒有找到確實的第一手出處，所以就借此書評機遇向楊斌傳授就教其出處和對這個故事的見解了。
1930年郁達夫應內山完造之邀餐與加入文藝座談會
按理說，解謎的謎底太顯白，往往不難讓人覺得無聊。但軼事謠言，大師卻經常讀得樂此不疲，奇特的魅力大要來自探討軼事往往不克不及走平常路，而另辟門路的驚人索隱方式，又常常能得出驚人的結論吧。好比在細細解謎郁王婚變之后，作者以為“許紹棣并非圈外人，不外，許有能夠輔助戴笠和王映霞聯絡，而后由於郁達夫發明王許的通訊，許紹棣成為戴笠的替罪羊。這也許是許一輩子對此事堅持緘默的緣由”。不只這般，作者還更進一個步驟，器重和會商了郁達夫自己實在能夠也早已了解戴笠才是圈外人的能夠性。從這個角度來讀《毀家詩紀》，我們的確可以讀出指桑罵槐的後果。
不外，作為汗青學家，作者的下筆究竟是絕對謹嚴的。但我倒感到假如此書定位為從淺顯角度先容學術結果的民眾讀物，無妨寫的更接地氣一點，無妨猜想也更勇敢一點。假如我們批准李初梨所說“達夫是模仿的頹唐派，實質的清教徒”，以為郁達夫是概況佯狂荏弱而心坎設法實在很是明白果斷，那么郁達夫良多模棱兩可的希奇行動倒也是反而都說得通了。好比他在杭州建房取名“風雨茅廬”以及寫春聯“兩口居碧水青山，妻太聰慧夫太怪；四野皆青磷白骨，人何零落鬼何多!”就不是讖語預言，罷了是對實際的現實熟悉。《毀家詩紀》天然也不是無意插柳，而是居心為之。我也很是認同作者對“誰是阿誰弱男子”的多重闡釋，“她”能夠是原配孫荃，甚至能夠是郁達夫自己，當然也相當顯明地指向王映霞。特殊，我也同意作者對《她是一個弱男子》出書時辰因審查緣由所更名為《饒了她》這個汗青細節的追蹤關心。作者以為，“實在，這似乎何嘗不是郁達夫心坎深處要饒恕王映霞么?”這我當然年夜致是批准的，不外就郁達夫怎么“饒了她”，我讀完此書甚至有了更勇敢的猜想。
作者在書中有指出，王映霞對郁達夫有不滿，一個很能夠存在，卻往往被人回避失落的“房間里的年夜象”式的緣由，是郁達夫的“身材題目”，即“郁達夫機能力弱退不克不及知足王映霞的能夠性”。但這種老漢少妻的窘小樹屋境，古來早已有之，我便想起一遭唐朝的先例。即那時宜城縣伯柳渾，有一位年青貌美的小妾叫琴客。柳渾告老時就“放妾”，便是法令上終止夫妾關系，一別兩寬，各自歡樂。柳渾的老友顧況還作一《宜城放琴客歌》，最末二句調笑：“服藥不如單獨眠，從他更嫁一少年。”我便懷疑郁達夫寫《毀家詩紀》與王映霞離婚，實在是相似的情節。郁達夫高才滿腹，天然不會不了解這個故事，不外他的“放妾”，當然是用典範的郁達夫的方法啦。詩歌不消伴侶代庖，是他本身作，並且標題既已名為毀家，他應當也很明白毀家成果天然即是無家的。從這個意義下去說，郁達夫平生寫的很多有些讖言滋味的文字，與其說是讖言，不如說后續現實成果的兌現，反倒多幾多少受了已有說話的直接感化。
上述狂想，天然只會出自我如許的文學研討者之手。我觀賞作者作為汗青學家在全書中研討軼事但還不掉警惕的立場，此外，我還想多夸一句作者在書中施展的文采。此書不只註釋中有參加即興所寫的五言古體詩，全書題記是郁達夫小說標題的“集句”，也讓我面前一亮。眾所周知，集句這種文字游戲，非學問積聚的支持，不克不及作也。作者的后記有提到，從開端研討郁達夫到此書出書，經過的事況十年。從這個引子，就能看出作者作為真愛粉的視野：
郁達夫晚期的小說，似乎曾經在冥冥之中好像《唯命論者》普通預感了他的人生軌跡。
他已經像《迷羊》般地在《茫茫夜》中《沉溺》了；他的《血淚》和《充實》，經常在《楊梅燒酒》和《煙影》里化作《青煙》；《微雪的凌晨》他曾《在冷風里》《逃脫》；《遲木樨》怒放時他曾渡過《碧浪湖的秋夜》；《春潮》中他看到了《蜃樓》；《馬纓花開的時辰》他也《祈愿》生涯中《紙幣的騰躍》；終于，《清涼的午后》《薄奠》了《她是一個弱男子》，他在家庭《團圓之前》自願《出走》；作為《懷鄉病者》，當《東風陶醉的早晨》曾經成為《曩昔》，他《南遷》走上了《詩人的惱》；《孤單》的郁達夫在《夕照》《遲暮》之際，遭受了《銀灰色的逝世》。
這就是達夫的凄涼和魅力！（《誰是阿誰弱男子》，“題記”）
總體來說，我等待此書成為一本風行的向民眾先容郁達夫軼事研討的讀物。當然，既然是傾向淺顯的讀物，自不應以學術批駁目光拘泥之。本書評是以也形形色色，行文不盡嚴厲，若有不周之處，請作者和讀者見諒。最后，同作為郁達夫迷弟，我也戲作一七律，聊以唱和楊斌傳授，雖工整缺乏，但總不愿“以辭害意”，打油之處，廣博方之家個人空間一笑可也：
逐寇驅雞事已差[1]，誰言弱女就關她？
酒悲何須鞭名馬，情妒才堪枉映霞。
反復達夫非達命，歷來毀家便無家。
總該宜城放琴客[2]，猶苦星洲譯帝華[3]！
[1]郁達夫《毀家詩紀》最末一首詞《賀新郎》言：“國倘亡，妻妾寧非妓？先逐寇，再驅雉。”
[2]前文已言及宜城放琴客事。
[3]指郁達夫擬譯《瞬息京華》而終未成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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