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詩界反動”有其光鮮的文學改進主意。在提出“詩界反動”的同時，梁啟超受“少年意年夜利”與“明治青年”的啟示，于1900年頭發明了“少年中國”概念。“少年”出生于十九、二十世紀的接壤點，既非純新，又非全舊，與“詩界反動”相得益彰，以此為題材宗旨的詩作以一種全新的姿勢，成為清末“古詩”中具有高度發明性和影響力的文學結果，為古典詩歌最后一次改革注進活躍、芳華、安康、浪漫的氣質。
與唐詩的“少年精力”分歧[1]，晚清“詩界反動”中的少年意氣，應運于退化論的思惟語境，其動力來自國族生死的憂患認識，詩作不再限于激情壯志、赤子之誠的心靈獨白，而是大批接收“冒險”“鐵血”“尚武”“朝上進步”等“新平易近”的要素。“少年”與“二十世紀”古代認識的多元融會，依靠著對“新世紀中國”的磅礴想象，衍生為那時詩詞作品中風行的話語構造。從“古詩”到少年歌、愛國歌，再成長到書院樂歌，浮現出以“少年”為焦點的新意境在舊詩體中萌發、迸發、繁華而后固著的軌跡。保守、前鋒的“少年”概念，終極改變為民眾化、淺顯化的語詞，滲入到日常的教導、生涯與談吐中。
從發蒙實行的效能來看，“少年詩”推動了開啟平易近智的過程。從“少年”這一稀釋時期精力、承續傳統文脈的特別語詞進手，切磋晚清“詩界反動”中的少年意氣，或可挖掘出這一文學思潮中被政治話語和新舊二分法掩蔽的體裁實行意義與話語發明活氣。
一 詩人代際與作為一種新意境的“少年”
《少年中國說》在1900年頭面世后，最敏捷也是最重要的瀏覽反應，來自《清議報》“詩文辭隨錄”中頒發的詩歌。文章登載月余，“同是少年”就作《寄少年中國之少年》一詩，表達讀罷梁文的彭湃之情。“元龍英氣猶湖海，小范羅胸有甲兵”[2]，作者以陳登、范仲淹照應原文中叱咤風云氣不服的拿破侖、阿剌飛[3]，固然感情上有所共識，讀史明志的意象與梁啟超卻還存在必定間隔。“少年”在此像是引為同志的“標識”，尚未施展構造性感化。
另一首由倉海君所寫的“讀后感”詩，面孔就年夜不雷同：
誰挾強亞策？同洲年夜有人。愿呼兄弟國，同抑虎狼秦。大方平地淚，縱橫年夜海塵。支那少年在，旦晚要維新。[4]
詩人起首拉開一幅東亞輿圖，剖析中、日國勢；隨后以japan(日本)維新志士為模範，寄“興亞”“維新”之愿于“支那少年”。詩作既保存了古典詩歌的形制格律，又攙雜新興的概念名詞（“強亞策”“維新”）、西學的輿地常識（“洲”“國”“海”），是一首尺度的“詩界反動”之作。兩首詩的情志有別，闡明“少年中國”意象起首在改進、愛國的態度上被同志讀者接收；而詩人自己的經過的事況眼界、對“詩界反動”的懂得以及與“少年”氣質的契合水平，則決議了以“少年”進詩可否天生新的意境。
后一首詩的作者，恰是被梁啟超目為“詩界反動之巨擘”的丘逢甲。“胸次難消兵十萬，眼中同醉客三千。高歌自抱神州感，漫作平常俠少年”。[5]丘氏早年志在“興漢、強華、驅胡、復土”[6]，因抗日保臺而盛名遠播。固然很早就接觸到海內世界，但他對西學新法卻抱有感性上的猜忌與理性上的疏離。甲午后，丘內渡廣東，興學潮嘉，慢慢由保守轉為求新，1898年之后，因同情戊戌變法，與康、梁以及japan(日本)東亞同文會走得很近。丘逢甲與“詩界反動”的重逢，其奇特的襟曲在近代詩人中也極富代表性。詩中的“少年”既是一種新人，與新的國度、政體、思惟、精力慎密聯絡；又是古來英姿勃發的游俠少年的“變體”。對于像丘逢甲如許誕生于1860年月、年近四十歲的“老詩人”來說，完整接收“詩界反動”之“新”并非易事，相形之下，“少年中國”更能夠有用地叫醒詩人的時期精力，實時而恰切地映射他們“兵馬墨客英氣在”的心坎理想。
1873年誕生，當時28歲的梁啟超，對“少年”也有相似的依靠和回想。甲午前后他正值芳華，除了艱澀難明、頗具試驗性的“新學詩”而外，詩詞創作常“抒發英勃憂憤之氣”，帶有“由年紀、時期形成的”浪漫氣味。1894年《水調歌頭》式的直抒胸臆，到了1898年政變掉敗、東渡japan(日本)寫下的《往國行》中，已轉化為攙雜著大批有關明治維新業績、人物的“古詩”：“吁嗟乎！男兒三十無奇功，誓把戔戔七尺還天公。不幸則為僧月照，幸則為南洲翁。”[7]人生主要的時辰，梁啟超都選擇將親歷的性命、一霎時之實感，融進“少年”詩句中：跨越承平洋時，回看東亞“少年懸弧四方志，未敢久戀蓬萊洲”[8]；澳亞回船，寄看“老國從思新少年”[9]；三十歲誕辰，自嘆“風云進世多，日月擲人急。若何一少年，促已三十”[10]。
古今皆有、中西匯通的“少年”，既是時期的主題，又烙印著個別的憶記，組成了一種無情的新意境。《少年中國說》的開頭，梁啟超任由感情“白熱度”熄滅，以一段韻文，高歌年青人的蓬勃性命力：
紅日初升，其道年夜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瑣聞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翕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程似海，明天將來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11]
鴻筆麗藻，繚繞“芳華”的感情“奔迸”而出，真摯而動聽心弦。個別的“鮮活經歷”凝聚為語句的豪情與活氣，并“觸及能夠存在著的配合的、廣泛的參照”，作者以此宣佈：“少年中國”既是發明性的，又是被發明的“感情構造”[12]。
丘逢甲、梁啟超級常識分子，本有功名，又親歷甲午、戊戌，懷揣墨客報國的信心登上汗青舞臺，在政壇中皆已建業揚名。寫詩對他們而言是政治掉意后的“不得已而為之”，實在并非正路。“詩界反動”的“三長”（“新意境”“新語句”“舊作風”）之于這一代詩人，“舊作風”的主要性無須置疑。在此，“少年”意象與其說是一種新的政治訴求，現實更接近于感情的連累共識。這些最後的“少年”抽像，尚未灌注“新平易近”“國民”“公民”等古代平易近族主義的概念意涵，是陸游筆下參軍樂的“男兒”、龔自珍雜詩中“顏丹鬢綠”的“人才”、曹植《贈白馬王彪》里志在四海的“丈夫”的變體——現實上，這幾個語詞也時常調換應用，凸起年青男人的威武之氣。
最早一批《清議報》的讀者和投身“詩界反動”的詩人，與戊戌變法、維新發蒙的態度有較年夜相干性。隨同著《清議報》中的舊式政論文被普遍瀏覽，一系列新思惟、新概念、新語詞敏捷溢出同人圈層，收獲了年青讀者的愛好。部門讀者轉換為寫詩的新力量，在“詩界反動”的風潮中登上文壇，嶄露頭角。新一代的詩人與老一輩最主要的差別，在于受梁啟超及其輸出的“歐洲之精力、思惟”影響至深。他們有的在《清議報》上初度表態便暴得年夜名，如蔣智由、蔣同超；有的緊跟梁啟超的思惟而改變詩風，如柳亞子、高旭等后來南社的骨干成員；有的是政變后跟隨而來的青年先生，如蔡鍔、馬君武等人。王飚曾對此中偏向反動的“一批新的年青詩人”有所總結：“所謂‘新’，不只指他們此前尚無聞于詩壇，並且指他們的思惟和作品都浮現一種新時期的作風；所謂‘年青’，也不只指他們的年紀，並且指他們顯示了一種新興階層的生氣、熱忱和劇烈的反動精力。”[13]此論中肯，“新時期的作風”與“新興階層的生氣”可作為古詩人配合的代際“回屬認識”。換言之，在“三長”中，他們更沉醉于“新”所帶來的安慰與能夠性，也更樂于擁抱說話作風、美學思惟、思想形式的新變，古典詩歌的情勢鴻溝于是浮現出了一些“彈性”。
是以，“少年中國”的相干語匯在“古詩”中俯仰皆是、蔚為年夜不雅，不只有賴“感情構造”的共情機制，也與闡述構造中的“歐洲之真精力、真思惟”有深層的聯絡。例如自命“鐵血少年”的詩人寫有兩首詩，其一由本身感念描寫志向：“偶爾現作少年身，嘆息華夏障俗塵。盡好頭顱求善價，不知誰是鼓屠人。”其二則贊揚“冒險”精力：“盡世好漢冒險家，河山云氣掉海角。扁船一葉尋新地，不讓張騫八月槎。[14]”第二首詩的配角是越年夜洋、探新洲的哥倫布，是晚清常識人想象開辟新境、復興平易近族時，必會說起的東方豪杰。冒險家的抽像，涵蓋盼望、真誠、聰明、膽力[15]，是青年景長的盡佳模範，被常識精英反復評述、會商，并以之鞭撻儒家思惟的守舊沉疴，“我少年既以其所研討之新理新說公諸全國，將以一洗數千年之舊毒”[16]。
作者名字中的“鐵血”指的則是另一位受人崇敬的世界豪杰，德國首任宰相俾斯麥。他曾著名言：“全國所可恃者非公法，黑鐵罷了，赤血罷了。”“鐵血”由此而來，以歸納綜合俾斯麥以軍事強力同一德意志的政略。梁啟超在《不受拘束書》中年夜贊俾斯麥的定奪自負[17]，1903年制作《世界八杰箋》時寫有畫贊：“公法不恃恃鐵血，雙瞳如炬心如雪。胸中甲兵不成說，叱咤全歐風云裂。”[18]俾斯麥的鐵血政策，直接啟示并影響了梁啟超對“尚武”“軍公民”的推重，也是《新平易近說·論尚武》一文主要的論據。[19]簡直每一個清楚過哥倫布、俾斯麥生平的中國常識分子，都為他們的“提高”與“愛國”所傾倒，尤其二人都重振積弱國族，成績一番工作，頗具象征性。“二三豪俊為時出，整理乾坤濟時了。我同道，我少年，其可自微薄乎？”[20]
像“鐵血少年”如許將“冒險”“尚武”等愛國熱看帶進詩詞，以哥倫布、俾斯麥矚看“少年”的作者，罕見于彼時報刊之上。如“突飛之少年”所寫《勵志歌》其三：“諸君聽我歌，三歌云慘黑。高聲疾呼竟何意？怪爾四座無色彩。挺身冒險橫當熊，俠骨撐天鐵血紅。少年未逝世肩膀重，尊王年夜義印腦中。”[21]如“河北男人”描寫的“鐵血生”的故事：“鐵血昔時瞰經史，翩翩承平佳令郎。陸沉忽復見神州，竟為熱血供差遣。”[22]簽名“亞東鐵血生”的自白：“我今長嘯走東海，綿刀欲將黃禍擔。”[23]年夜有唸書人棄文從武、重鑄“兵魂”的氣勢。
幻想青年的抽像逐步向“少年學書更學劍，睥睨華夏生英姿”[24]的俠氣邁進，佈滿武力與熱血，令有數志士仁人向往不已。詩歌既是理性的表達，也代進自我、重塑自我。蔣智由曾以人格之理性、感性之別，界說“文章”的溫度：“熱的文章，其激刺也強，其高興也易，讀之使人哀，使人怒，使人英勇，此熱的文章之效也。”以此不雅之，“詩界反動”中年青一輩的“少年詩”仿佛是“紅色”的，其詩歌“表戰鬥，表權勢，使人豪壯而感奮”[25]，是應時而生的“熱的詩歌”。
二 “二十世紀之少年”
“少年”作為新語詞、新意境、新幻想，與“二十世紀”的新時局直接相干，表現一種世界性的古代認識。
“世紀”，對于中國士年夜夫而言是感情復雜而亟待解讀的全新概念。它不只是一個極新的時光刻度，也標志著帝國主義舞蹈場地佈景的地輿政治席卷而來。“轉達的是一種‘同時期性’的感到，一種將分歧空間及其汗青頭緒歸入同時期性的廣泛視野的認知方法”[26]，“世紀”孕育著無窮的盼望、能夠與“束縛”的契機，同時也令身處此中的中國人焦炙萬分。蔡鍔在剖析十九世紀歐洲提高之啟事時指出：“爭競愈劇，則戰禍愈廣，戰禍愈廣，則文明之水平因之以驟進。”他于是預言二十世紀：“其爭競之劇，戰禍之烈，必數倍于舊日，而文明水平增高之速度，其亦數倍于前也必矣。”[27]是以，“軍公民主義”的普及、前人“軍人道”精力之發覆，被中國常識精英視作國族突起的急切手腕。[28]蔡鍔對曩昔、未來的結論，現實是“世紀認識”的產品，即站在1900年這一“世紀初”的時光點，察看與總結“19世紀歐洲”及此前中國汗青的成果——“在中國，‘19世紀’以及其他世紀的概念所有的是‘20世紀’的衍生物，即先有了‘20世紀’的認識，才會發明出本身的前史”[29]。“爾時承平洋中二十世紀之六合，喜劇笑劇壯劇慘劇齊鞈鞺。吾曹生此難道福，飽看世界一度兩度兮滄桑。”[30]梁啟超于1899年最后一日曼聲浩歌行將離開的“二十世紀”，生出悲喜交集、幸福而滄桑的萬千思路，實為“亙于新舊兩世紀”的中國人共通的心思圖景。
對“新世紀中國”的想象，落實到詳細的文學表達層面，便集中于“少年”意象：時期的意氣飛揚與少年的熱血元氣，相互置換，未知的新世界，是屬于中國少年的。衍生而來的，是詩詞中“二十世紀之少年”的新構造。
在《清議報》《新平易近叢報》上頒發過大批詩作的高旭，對此構造多有測驗考試。如寫于1901年的《傷時勢》的開篇：“鴻濛開辟五千年，一幅新圖落我前。”此“我”恰是年僅24歲、深信“退化原從冒險來”的詩人本身，“新圖”是對將來新世紀的想象。《憂群》一詩融合貫穿地應用“新語詞”來比擬中外政黨的分辨，被黃履平評為“愿宏識巨”，乃其“詩界反動”的代表作。詩中談到新的時空框架下年青人的盡年夜盼望：“廿紀少年人，泰山斗極仰。吾華于世界，豈盡無影響。”1903年恰是高旭思惟改變的一年，詩后半部門呈現的“匈奴尚未滅，男兒何家為”的感嘆，已顯顯露反動作風。[31]相似的還有《軍公民歌》的“喇叭聲嗚嗚，頓喚兵魂起。中華年夜帝國，雄飛廿世紀”[32]。《愛內陸歌》則更進一個步驟：
本日何日兮，汝其老態龍鍾之時。汝之疾果誰可救藥兮，而我曷敢辭。汝雖不諒我腦珠費換兮，我終渺渺其懷思！
我日祝汝之壯健兮，我夜祝汝之康強。汝既占有四千年汗青兮，收回無量數賢豪之古光。汝殆為天之驕兒兮，何不競爭廿紀之疆場！[33]
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說》中曾有自問自答：“我中國其果老邁矣乎？”“歐洲列邦在本日為丁壯國，而我中國在本日為少年國。”[34]高旭此歌顯明借了這一判定：“本日”是“內陸”由老及少、由病而愈的汗青時辰，“我”以無窮的熱忱與自負，贊揚汗青的光輝（古光），投身新世紀的疆場（競爭）。“老邁”—“少年”的對照圖景，是敘事睜開的基本，同時又承載了詩人對國度回復，甚至今必勝昨、逐鹿世界的悲觀情感——“吾意當代紀之中國，其波濤俶詭，五顏六色，必更有壯奇于宿世紀之歐洲者”。[35]
“二十世紀之少年”也成為一種典範的自我認知。中國所處的東亞局面，已遠遠有別于赤縣神州的“全國”不雅念：時光軸線上，二十世紀與曩昔一切時光發生差別；空間上，年夜瀛海環九州變為以“承平洋”為中間的地緣政治格式。在激烈的內部壓力之下，主體不得不重視由“村夫”為“國人”，由“國人”為“世界人”的成分演變。故詩中多見代進式的感情基調。高旭曾宣佈：“二十世紀初，中國當雄飛。以身覺眾生，舍我責安回？”[36]更以《壯懷》《二十世紀梁甫吟》《寄蔣不雅云》等作品表述立品處世的志向：“決戰苦戰玄黃虎氣騰，舞臺東亞倩誰登？”[37]“風濤廿紀蒼生厄，援手齊登年夜舞臺。”[38]
“世界開新幕，風潮集遠洋”，時光的驟變惹起空間地輿認識的新解，詩人的目光不再鎖定中國，而萌發一種環顧宇內的氣概。傳統的“酬唱送別”類詩歌中亦大批涌現以海內遠游為佈景、以“新少年”為對象的作品。如“晚世詩界三杰”之蔣智由，在《送人之japan(日本)游學》里年夜談中國與域外列國的“文明時差”：“年夜地文明運，推移到遠東。輸歐遲百歲，興亞仗群雄。私密空間”所指“群雄”非別人，即所送之人——“眼中年少在，佳氣日蔥鬱”。[39]相似的還有江島十郎：“濁世青年福，聯邦黃種親。平權標目標，尚武喚精力。蠻固傾藩閥，就義為公民。亞東廿世紀，年夜陸好維新。”[40]詩人“毋暇”時常在描寫友人臨行時，應用“少年”或“青年”二詞。“浩浩青年氣，蕭蕭易水冷”[41]，宜古宜今；“穢途求凈土，濁世愛青年”[42]，別有懷抱。《贈江東諸君東行》一篇更為清楚地表達了被送別者“年青人”的成分：“一別隔河山，畏嵐渡馬關。寄言同舊故，學道振瀛寰。輸出新文教，剷除老蠻橫。遠東云霧里，愧煞少年顏。”[43]若與此前詩人與“諸同道”喝酒時所作“湖海詩千首，好漢酒一杯”[44]比擬，激情壯志的隱退消弭，似乎也預告了詩歌外的世界里，新的一代將“送別”舊的一輩，登上新世紀的舞臺。
題贈詩中，又以《至公報》中“少年中國之國民”“支那過渡時期之青年”“老邁帝國之老邁公民”等人你來我往的寄懷和韻諸作最為典範。“少年國民”有唱和該報主編英斂之、胡協仲之作，大批應用“新名詞與時期風行語，表現出洋氣撲鼻的新派詩特征”[45]：“承平洋環東亞濱，風潮廿紀舞臺新。側身淮海空英氣，轉軸乾坤幾巨人。同群誓欲公群誼，醫國先須活公民。上萬言書吾豈敢，祝天普降甫申神。”[46]世界、少年、國民匯集一身的主體認識，使詩中的唉聲歎氣更顯坦蕩。胡協仲讀完稱贊其“一讀詩章一愴神”[47]。
新的主體認識的出生，也衍生出舊典新用。較為典範的如以戲曲中的“舞臺”“退場”描寫少年理想的新機會、發揮拳腳的新空間。從《新羅馬傳奇》中墨衣先生裝的“瑪志尼”，到《維新夢》里“青巾儒服”的“維新少年”，再到《黃帝魂》收錄的《少年退場》；將二十世紀視作一個“年夜舞臺”，“我中國之少年”目為“本日戲班門生”，世界競爭時局亦是你方唱罷我退場的新人物“進場”時辰，晚清戲曲改進中經典的隱喻，也為詩界反動的作者們取法借鏡。特殊是新一代年青詩人，成長到后期，簡直每一首“少年詩”城市搬用，柳亞子還曾在情詩中寫道：“廿紀舞臺聯袂處，歌成收復最相思。”[48]
東京高級年夜同窗校的青年先生所辦《開智錄》中的詩歌，也是值得會商的個案。1900年12月，《開智錄》改為鉛印，后又延續6期，于1901年3月20日復刊。第2期出書時恰逢1901年元月，在西歷中，這才是二十世紀的收場。因著如許的氣氛，關于“廿世紀”的論說涌此刻雜志中，并與一年前異樣追蹤關心世紀之交的梁啟超照應、互動。馮斯欒的文章描寫“二十世紀揭幕所演之年夜劇”是“帝國主義之凶相”，“我公民其長甘居于暗中終古無天之天堂乎？抑或將欲昂頭于天外光亮之樂園乎？即擇于此時矣”。[49]而這出好戲是演成被殖平易近之慘劇或“發奮尚武”之笑劇，其決議權皆在少年公民之手。鄭貫公在“談吐不受拘束錄”頒發短評《廿紀之新戲臺》，以文學的翰墨議論時勢：“本日之戲臺私密空間者，提高之戲臺也，競爭之戲臺也，勇往活躍之戲臺也，強者立而弱者蹶之戲臺也，優者存而劣者滅之戲臺也。”[50]登上舞臺的“少年”天然需求具有提高、競爭、活躍英勇、優越劣汰的性質。同期“詞林”更是將此比方施展得極盡描摹：
廿紀元日贈高梨昆仲未了生
二十世紀新舞臺，少年時期曙光開。腳中傀儡成今古，眼底風濤倏往來。自力旗翻威耀日，不受拘束鐘振響驚雷。百年活劇知幾多，愿與退場演幾次。
代高梨氏踐韻口占貫庵
百年歌舞一新臺，廿紀河山祖國開。稟賦不受拘束回固有，日趨同等看未來。文明景象通歐亞，自力旗幟掣電雷。戰局于今猶未了，競爭應演多少回。
贈寄星洲寓公不受拘束
文明天堂蠻橫天（二十世紀初即有義和團之事，聯軍劫奪慘無天日，不知人性之謂何矣），廿紀修羅鐵血鮮（梵語有云修羅場）。傀儡爭存魔鬼現，喇叭吹起睡獅眠。不受拘束潮汐新中國，自力風云壯少年。盡好黃金供鍛冶（西儒謂世界為黃金世界者），與君擊劍唱平易近權。[51]
三位詩人的配合之處表白：“少年”“廿紀”“新舞臺”的構造在《開智錄》的編纂群、同人圈，甚至全部年夜同窗校的先生間“風行”。“貫庵”即鄭貫公，此篇“口占”是《廿紀之新戲臺》的稀釋版，“登舞臺”也成為其常用的典故。[52]未了生的詩緊扣“戲班”，戲院舞臺的諸種要素被恰切地融進少年新世紀的內核中；仿佛能看到一位氣勢、眼底生波的年青武生，擎著自力旗、和著不受拘束鐘，款款退場。簽名“不受拘束”的作者是雜志的另一位主編馮不受拘束。他的自注，彌補了時期細節，詩作的政治性、時勢感最強。“不受拘束”一詞的意義，超越了個別的“稟賦不受拘束”，指向平易近族的束縛與國度的競存。
《開智錄》中的詩歌表現出常識青年在代際之間的徘徊、選擇，特殊是他們唯一無二的意志。在這本全由青年先生主導的雜志上，“二十世紀之少年”成為先生群體的“標簽”，是辛亥一代青年新的主體認識：非忠君愛國之臣平易近，而是近代國度之國民，“恰是這種新的自我認定，促使他們甦醒地審閱時期潮水與世界局面，迫不及待地追求新知，夜以繼日地求索救國之道”。[53]同時它也構建了極佳的抒懷場域和論理空間。借著兩套翰墨——詩歌與論說，《開智錄》將新的主義，例如不受拘束、自力、同等、平易近權等，嵌進“少年公民”概念，并將自我地點的代際群體界說為顛覆獨裁、優越劣汰的政治新力量。
三 從“少年歌”到書院樂歌
1902年，《新平易近叢報》第2期刊“譯錄中外愚人愛國之歌、進德之篇”[54]的《棒喝集》。此中《日耳曼內陸歌》、《德國男童謠》、志賀重昂的《japan(日本)少年歌》，都曾在明治japan(日本)掀起高潮[55]，后支出《教導必用先生歌》《小學新唱歌》《畫圖唱歌教科書》等近代音樂教材，“陶鑄公民、鼓勵學者”[56]，傳唱一時。代表著詩界反動中另一條改造詩體的思緒——融進音樂情勢的改革立異，以“歌詞”發蒙民眾，貫徹教導理念。
與晚清志士對詩歌音樂發蒙感化的等待類似，志賀重昂創作《japan(日本)少年歌》的初志，是重視其“潛移默化”的教導效能：“將贊美japan(日本)山川風土的詩詞編撰為愛國歌曲，并構成兒童襁褓時就能咿呀學語此類歌曲的風潮，而這，必將起到一種潛移默化間修養神圣愛國思惟的感化。”[57]師法對象恰是普法戰鬥時代德公民間風行的愛國歌，如《內陸歌》《德國男童謠》《劍之歌》等。[58]這些作品都含有濃重的平易近族危機感，歌詠國學“以鼓青年之意氣”[59]，令捍衛內陸、奮起對抗的思惟深刻少年的心扉。這也是1888年后三宅雪嶺、志賀重昂等人領銜的“政教社”的焦交流點思惟：宣傳“國學主義”，誇大以“japan(日本)國學之胃，品味東方文明，以消化之，與japan(日本)文明雷同化”。[60]《japan(日本)少年歌》即是對這一主意的詩意描述。
歌詞的前半部門，刻畫了japan(日本)的地位（北半球之西方）、獨佔的地貌（島嶼）、絢麗的景不雅（富士山）等地學特征，后半段則以老態龍鐘的“舊japan(日本)”對照少年生氣的“新japan(日本)”，叫醒japan(日本)讀者，特殊是年青先生的愛國情。[61]地輿與平易近族氣質之關系，是十八世紀地輿周遭的狀況決議論的基礎不雅點，“即試圖純真依各平易近族所處地輿原因（地勢、天氣等）對汗青上平易近族興亡、文明盛衰及平易近族差別停止說明的系統”[62]。此實際著眼地輿常識，主導了晚世平易近族主義與文明論思潮。石川禎浩指出，在此影響下，地輿學由傳統的“汗青學附庸”一變而為安排人類史、文明史的學問系統，成為晚清思惟家主要的“新知”。不外，與梁啟超應對志賀重昂之《japan(日本)景致論》《地輿學》等學術著作的立場比擬，《japan(日本)少年歌》令他感愛好的也許并非“披著近代外套的人文地輿學”或“講究地球萬般景象”的“公例”[63]，而是一種以全新的思惟性框架浮現平易近族主義的詩歌敘事形式。
無論是情勢仍是思惟，這些“譯詩”都與現代樂府的《少年行》有相當年夜的間隔。由于地輿、人種、汗青、學術、風氣等為“少年歌”“愛國歌”文體的需要元素，不只可以借助新語詞或舊典故刻畫本身平易近族，更主要的是經由過程改革表意構造，輸出新思惟。是以，它們更切近梁啟超1902年后的“詩界反動”綱要，即不再決心倚重“新語詞”而是誇大“熔鑄新幻想以進舊作風”。[64]梁啟超在《新小說》第1期頒發的《愛國歌四章》，就仿效《japan(日本)少年歌》的敘事構造，以四處“君不見”的設問，側重闡明中華所擁有的地輿、生齒、汗青、豪杰，完整不遜他國。[65]1904年，他又撰寫《黃帝歌》，從汗青長久、文明最先、江山美麗、威震寰宇等方面歌唱平易近族祖先的榮光。[66]相似的思緒和筆法，還有梅巖寫作的騷體“歌謠”《美哉中國歌》[67]，以及1905年劉師培擬作的一首“其音雄渾，其意簡括”[68]的《國歌》。馬君武模擬《日耳曼內陸歌》作《華族內陸歌》，全詩以“華族內陸今何方？”為焦點題目，刻畫了東、南、西、北四方的地輿風景與領土疆界，最后將愛國熱看融進退化正義：“地球之壽不克不及詳，生物競存始洪荒。萬族次序遞次回天亡，最宜之族惟最強。優越劣敗理彰彰，天擇無情徘徊何所看。華族，華族！肩槍腰劍奮勇赴疆場。”[69]愛國情感的常識性構造，年夜年夜地豐盛了詩歌內在的事務的思惟性、敘事性。部門“長言永嘆之”的作品，已具有論說文、散文的謀篇布局，也形成詩與非詩界線的松動——說話容量擴展，呈現了富于彈性、不受拘束度更高的詩行以及新奇的意象體系。
在論述構造之外，接收對象也是“少年歌”很是主要的特色，并直接影響了作品的面孔。梁啟超在創作《黃帝歌》《終業式》時，便將受眾／聽眾置于第一位：“今欲為新歌，適教科用，年夜非易易。蓋文太雅則不適，太俗則無味。考慮兩者之間，使合兒童諷誦之水平，而又不掉內陸文學之精煉，真非易也。”[70]類似的內在的事務，在1902年的《愛國歌》與1904年的《終業式》中便浮現出完整分歧的說話作風：
彬彬哉！吾文明。五千余歲汗青古，光焰相續何繩繩。圣作賢述代繼起，浸濯沉黑揚光晶。——君不見，朅來歐北天驕驟退化，寧容久扃吾文明。結我集團，振我精力，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心愛哉，我公民！心愛哉，我公民！[71]
五千年來文明種，神裔君傳統。二十世紀年夜舞臺，天驕君承寵。公民分子盡人同，義務君惟重。于乎！眇眇一少年，中國主人翁。[72]
由于《愛國歌》是先有詞，后譜曲，雖“音雄以強”，“是始愿所不及也”。[73]是以，在《終業式》的寫作中，梁啟超更追蹤關心作品與音樂、樂譜的契合，詩句短而押韻，在效能上完成了由誦到唱的改變。別的，斟酌到《終業式》是專為結業先生所寫，新的思惟構造，例如地輿周遭的狀況決議論、平易近族性、退化論、國學主義等，須用更簡白易懂的說話與諄諄善誘的教導姿勢來轉達。
1902年，楊度受《德國男童謠》《japan(日本)少年歌》的影響，改革“史地-愛國”為“史地-愛家鄉”，寫下長詩《湖南少年歌》，激起鄉平易近少年自治自強的意氣。到了1904年編寫歌曲《黃河》時，詩行已由尺度的七言歌行變作是非紛歧，像“若道中華國果亡，除是湖南人盡逝世”[7交流4]如許盛贊湘人大方赴逝世的語句則改作悲觀、必勝的愿看：
長城外，河套邊，黃沙白草無火食。
思得十萬兵，長驅東南邊。
喝酒烏梁海，策馬烏拉山。
誓不克服終不還。
君作鐃吹，不雅我凱旋。[75]
文字雖采用了較為生澀的白話文，但仍合適曲作者曾志忞申說的黌舍唱歌尺度：“與其文也寧俗，與其曲也寧直，與其填砌也寧天然，與其古雅也寧流暢。”[76]
1903年曾志忞在留日先生雜志《江蘇》上倡議書院樂歌活動，輸出歐美、japan(日本)小黌舍的唱歌教導，于常識上，“使兒童口舌之間惹起各科之舊不雅念，而得新常識”；于心思上，惹起兒童之“配合心”“聲譽心”“高興心”。[77]1904年他編纂的《教導唱歌集》問世，胡從經曾指出該集的分類“是跟著兒童年紀與學問的遞增而按部就班的”[78]，面向幼兒的作品以講故事為主，初、高級小學用歌則多觸及常識性、品德性內在的事務，也有像《汝小生》如許“文意嚴銳”，須傳授者非分特別留意的作品。[79]中學樂歌較復雜，既有文辭易懂、朗朗上口之作，如《新》，亦有文采斐然、情致悠揚、視野闊年夜的歌詞，如《戰》《楊花》以及《黃河》，需求先生讀者具有必定的學問、審美、說話功底，清楚世界年夜勢與新語詞；而五首作品皆緊扣“少年”二字，則足見編撰者器重接收者的專心。相似的以年紀劃分樂歌的方法，也見于沈心工所編的《黌舍唱歌集》：“甲種曲調平易，歌意淺易，多言文分歧，更參以游戲，期符合兒童之心思。凡老練園及平常小書院均可用；乙種之曲頓挫波折，較難于甲，宜于高級小學及中書院之水平。”[80]
書院樂歌的難易水平，由擬想讀者的年事、學歷、認知世界的水平決議。現實上，梁啟超創作的《黃帝歌》《終業式》，是為甲辰級留學東京的年夜學結業生送別用，接收對象是“未來之年夜政治家、年夜實業家、年夜音樂家”；在送別會上，大師還演唱了《年夜公民》《東京留學歌》《送別歌》三種，佈滿“文明古國少年人”的英姿勃發，也不乏歐美文明及改進亞洲之新思慮。[81]這幾種歌詞，在說話作風和文辭筆力上，都較兩本唱歌集成熟，內里觸及的復雜思惟題目則是那時剛從年夜學結業的20歲青年殷殷關心之處。
曾志忞與沈心工從音樂改進、黌舍教導的角度動身，懂得書院樂歌的功能與實用群體，是晚清書院樂歌活動中最為重要的一派作者與提倡者。對“少年公民”的期許，貫串于分歧年紀段的樂歌中。從幼童謠中順其自然、錘煉體操的孩童，到小書院里“不辨東與西，不辨南與北，不識朱與青，不識白與黑”的“新少年”[82]，肩擔任任、“好漢奴隸，一任自擇而為焉”[83]的年幼公民；再到“要將只手撐天空”的“中國男兒”，書院樂歌中想象的“少年”抽像產生了豐盛萬象的變更。跟著近代教導軌制的樹立和完美，男子教導、女界束縛等題目也歸入書院樂歌的寫作范疇。
“書院樂歌因其受眾為莘莘學子，且以其影響力年夜，是以成為新舊思惟爭取的陣地。”[84]不只這般，樂歌的包涵性、敘事性以及與時期脈搏的慎密關系，也遭到反動派的追蹤關心。例如1903年發刊的《中國口語報》，陸續登載《漢族汗青歌》《年夜漢留念歌》《收復歌》《逐滿歌》《中國八年夜奴隸歌》等作品，鼎力歌唱漢族、鞭撻清當局統治。主編林白水誇大專為“孩子們”開辟“歌謠”欄目，經由過程唱歌“上進他的見識，酣暢他的性格”[85]，與此前編纂《杭州口語報》的“新兒歌”等一脈相承[86]，分歧的是《中國口語報》保守的態度。其中“歌謠的利益”除了向少年兒童灌注貫注平易近族主義、公民精力之外，更主要的是將收復漢族的政治主意編撰為到處頌揚、淺顯曉暢的鄙諺文學，起到極年夜的宣揚號召感化；此后的數種口語報都以此宗旨組織“歌謠”欄，典範的如《競業旬報》[87]。血氣方剛的青年常識者此時髦無體系的反動組織，政管理想也較為簡略空洞，一腔意氣在說話文字直達化為獻身精力與浪漫豪情的情感符碼，“男兒生不興黃禍，寧逝世滄浪作鬼還”[88]，漢平易近族的平易近族志、仗劍行俠、血腥復仇等意象元素構成了奇特的作風。柳亞子1906年為健行公學所作的校歌，便是一例：“校校校，形成中國一輩少年少。木人石心冰雪操，高樹旄頭纛。策馬向北徼，天戈一揮殲強橫。銘勒燕然，酒飲黃龍，獻俘軒轅廟。”[89]歌詞聚集了傳統“游俠詩”中任俠好漢、“就義赴國難，視逝世忽如回”[90]的氣質，付與“血腥慘烈的運動”[91]以審美價值與社會價值，其寫尷尬刁難象顯然已溢出少年先生群體，代表了包含作者自己在內的更寬大的熱血青年的信心。
從“少年歌”到“書院樂”，借助japan(日本)、德國風行的愛國歌曲的制式和思惟內在，“詩界反動”在文學情勢、讀者對象兩方面臨中國傳統的歌謠有所衝破。反動派的作品更凸起少年反動者“狂狷”的人格、反水認識及暴力復仇的宗旨。在最後的翻譯、先容與擬作中，“少年歌”不只浮現為一種“中不像中，西不像西”的新作風，更主要的是其浮現“種人”之“心聲”的平易近族主義文學的構造。此“文學”，已不是體裁辨別、文章流別、著于竹帛等傳統不雅念中的“文”，而接近于十九世紀東方的“literature”概念——“文學”乃“公民精力之所寄”[92]，系于種族、周遭的狀況、時期三事[93]。一些“愛國歌”測驗考試應用古樸雅正與機動白話化的舊語詞，將中國刻畫為一個“平易近族國度”，令人聯想到魯迅在晚期文論中提出的“蘇古掇新”之詩：“別求新聲于番邦，而其因即動于懷古。”[94]是以，“少年歌”的立異性源自其思惟性，而非新語詞、新概念所帶來的激刺。這種改造中國詩的能夠性，也并沒有由於后續書院樂歌更偏向于教導、宣揚、淺顯而削弱。在“詩界反動”逐步式微的時辰，“少年中國”的思惟活氣以另一種方法連續地承接新的思惟、新的幻想。
注釋：
[1]林庚以唐人生涯的興趣、七言詩的新體式以及“豪放的激情，渾然的無邪”，解析“唐詩中的少年精力”。《中國文學史》，清華年夜學出書社2009年版，第160～165頁。
[2]同是少年：《寄少年中國之少年》，《清議報》第39期，1900年3月。
[3]“拿破侖之流于厄蔑，阿剌飛之幽于錫蘭，與三兩監守吏，或過訪之功德者，道昔時短刀匹馬馳騁華夏，席卷歐洲，決戰苦戰海樓，一聲叱咤，萬國震恐之豐功偉烈。”任公：《少年中國說》，《清議報》第35期，1900年2月。
[4]倉海君：《與平山近藤二君及同道諸子飲噴鼻江酒樓兼寄年夜隈伯犬養師長教師》，《清議報》第40期，1900年3月。
[5]丘逢甲：《寄家菽園孝廉（煒萱）新加坡》（1897年），《丘逢甲集》（增訂本），黃志平編，廣東國民出書社2019年版，第117頁。
[6]丘琮：《倉海公詩選跋》，《丘逢甲集》（增訂本），第499頁。
[7]梁啟超：《往國行》，《飲冰室合集·文集》第16冊，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4510頁。
[8]梁啟超：《二十世紀承平洋歌》，《飲冰室合集·文集》第16冊，第4525頁。
[9]梁啟超：《飲冰室詩話》，《飲冰室合集·文集》第16冊，第4406頁。
[10]丁文江、趙豐田編：《梁任公師長教師年譜長編》（初稿），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38頁。
[11]任公：《少年中國說》，《清議報》第35期，1900年2月。
[12]雷蒙德·威廉斯：《漫長的反動》，倪偉譯，上海國民出書社2013年版，第109頁。
[13]王飚：《從詩界反動到反動詩潮——再論南社詩歌的文學史位置》，《南京理工年夜學學報》2011年第4期。
[14]鐵血少年：《壯志》《讀科侖布傳有帆海之思》，《清議報》第44期，1900年5月。
[15]梁啟超：《論冒險朝上進步之精力》，《新平易近說》，《飲冰室合集·專集》第3冊，第5005～5011頁。
[16]任公：《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清議報》第84期，1901年6月。
[17]梁啟超：《俾士麥與格蘭斯頓》，《不受拘束書》，《飲冰室合集·專集》第2冊，第4770頁。
[18]轉引自夏曉虹《紙墨生輝：梁啟超的書藝與彩箋——從梁啟勛躲札談起》，《瀏覽梁啟超·政治與學術》，西方出書社第378頁。
[19]梁啟超：《論尚武》，《新平易近說》，《飲冰室合集·專集》第3冊，第5090頁。
[20]梁啟超：《好漢與時局》，《不受拘束書》，《飲冰室合集·專集》第2冊，第4776頁。
[21]突飛之少年：《勵志歌》，《清議報》第89冊，1901年8月。末句的“尊王年夜義”既是點出“少年”乃擁戴光緒的戊戌志士，又與明治維新的“尊王攘夷”精力有聯絡接觸。
[22]河北男人：《鐵血生歌》，《新平易近叢報》第52號，1904年9月。
[23]亞東鐵血生：《東海放歌》，《湖北先生界》第1期，1903年2月。
[24]任公：《贈別鄭秋蕃兼謝惠畫》，《清議報》第84冊，1901年7月。
[25]蔣智由：《冷的文章熱的文章》，《新平易近叢報》第76期，1906年3月。《蔣智由選集》，浙江年夜學出書社2021年版，第635頁。
[26]汪暉：《世紀的出生》，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第105頁。
[27]蔡鍔：《戰鬥者文明之母也》，《清議報》第66期，1900年12月。《蔡鍔集》上，湖南國民出書社2008年版，第25、26頁。
[28]奮翮生：《軍公民篇》，《新平易近叢報》第1期，1902年2月。《蔡鍔集》上，第166頁。
[29]汪暉：《世紀的出生》，第92頁。
[30]梁啟超：《二十世紀承平洋歌》，《飲冰室合集·文集》第16冊，第4527頁。
[31]劍公：《憂群》，《新平易近叢報》第35期，1903年8月。郭長海、金菊貞編：《高旭集》，社會迷信文獻出書社2003年版，第23頁。
[32]秦風：《軍公民歌》，《覺平易近》5期合刊，1904年7月。《高旭集》，第30頁。
[33]不受拘束齋主人：《愛內陸歌》，《新小說》第8號，1903年8月。《高旭集》，第23、24頁。
[34]任公：《少年中國說》，《清議報》第35期，1900年2月。
[35]梁啟超：《十九世紀之歐洲與二十世紀之中國》，《飲冰室合集·專集》第2冊，第4825頁。
[36]劍公：《欲為我公民就義者其歌者》，《公民日日報》，1903年9月1日。《高旭集》，第342頁。
[37]漢劍：《壯懷》，《警鐘日報》，1904年5月6日，見《高旭集》，第359頁。
[38]劍公：《寄蔣不雅云》，《新平易近叢報》第13期，1902年8月，見《高旭集》，第11頁。
[39]因明子：《送人之japan(日本)游學》，《清議報》第65期，1900年12月。
[40]江島十郎：《友人回國賦贈》，《清議報》第46期，1900年5月。
[41]毋暇：《送友人壯行》，《清議報》第56期，1900年9月。
[42]毋暇：《秋天送友人壯行》，《清議報》第67期，1900年12月。
[43]毋暇：《贈江東諸君東行》，《清議報》第100期，1901年12月。
[44]“倚劍共登臺，歌聲卷地來。胸中懷壯志，眼底盡奇才。湖海詩千首，好漢酒一杯。文明新世界，應向亞東開。”毋暇：《與諸同道夜喝酒樓》，《清議報》第53期，1900年8月。
[45]胡全章：《近代報刊與詩界反動的淵源流變》，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7年版，第107頁。
[46]少年中國之國民：《詩成醉墨猶溢再疊原韻題二首兼以寄懷即希斧政》，《至公報》1902年10月20日。
[47]胡協仲：《昨閱〈至公報〉又少年中國之國民辱和原韻三律用敢再疊前韻兼以寄懷即希斧削》，《至公報》1902年10月25日。
[48]柳亞子：《偕任守梅、趙拜一、金蘭畦攝影，媵之以詩》（1906年），《磨劍室詩詞集》上，中國反動博物館編，上海國民出書社1985年版，第32頁。
[49]自強：《論帝國主義之發財及廿世紀世界之前程》，《開智錄》第2期，1901年1月5日；《中國文明研討集刊》第4輯，復旦年夜學出書社1987年版，第362頁。
[50]貫庵：《廿紀之新戲臺》，《中國文明研討集刊》第4輯，第368頁。
[51]《中國文明研討集刊》第4輯，第378、379頁。
[52]例如《開智錄》第6期中頒發的《嗚呼我公民》《宿東京》《元月與不受拘束君壯別》三篇，1901年4月。《中國文明研討集刊》第5輯，第468、469頁。
[53]章開沅：《愛護辛亥汗青遺產——以世紀認識為例》，《章開沅文集》第9卷，華中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5年版，第202～203頁。
[54]《棒喝集》，《新平易近叢報》第2期，1902年2月。
[55]《japan(日本)少年歌》與《德國男童謠》原刊于明治japan(日本)主要雜志《公民之友》，1887年第9、10期。其原文為漢詩情勢。《日耳曼內陸歌》應是詩人阿恩特所寫《德意志內陸》（Deutschen Vaterland）的簡譯版。
[56]《先生歌編纂之趣意》，《教導必用先生歌》，作新社1904年版。《中國近代中小學教科書匯編·清末卷·音樂體育》，上海詞典出書社2018年版，第1頁。
[57][58]志賀重昂：「若何ニシラjapan(日本)國タラシム可キヤ」，『公民之友』第10期，1887年10月。
[59]魯迅對《內陸歌》的作者E.M.Arndt、《劍之歌》的作者Theodor Körner有所先容和評價，見《摩羅詩力說》，《魯迅選集》第1卷，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版，第72頁。
[60]志賀重昂：《關于〈japan(日本)人〉雜志主旨的廣告》，轉引自盛邦和《亞洲熟悉：中國與japan(日本)近古代思惟史學研討》，上海國民出書社2019年版，第155頁。
[61]志賀重昂：《japan(日本)少年歌》，《新平易近叢報》第2期，1902年2月。
[62][63]石川禎浩：《梁啟超與明治時代japan(日本)的地輿學研討》，《中國近代汗青的表與里》，袁廣泉譯，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5年版，第129、135頁。
[64][66]梁啟超：《飲冰室詩話》，《飲冰室合集·文集》第16冊，第4382、4459頁。
[65]少年中國之少年：《愛國歌四章》，《新小說》第1期，1902年10月。
[67]梅巖：《美哉中國歌》，《中國口語報》第11期，1904年5月。
[68]無畏：《醒后之中國》，《醒獅》第1期，1905年9月。《劉申叔遺書補遺》上，第444～448頁。
[69]馬君武：《華族內陸歌》（1906），《馬君武集》，莫世祥編，華中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版，第413頁。
[70]梁啟超：《飲冰室詩話》，《新平易近叢報》第3卷第10期，1904年11月。
[71]少年中國之少年：《愛國歌四章》，《新小說》第1期，1902年10月。
[72][73]梁啟超：《飲冰室詩話》，《飲冰室合集·文集》第16冊，第4460、4457頁。
[74]楊度：《湖南少年歌》，見《飲冰室詩話》，《飲冰室合集·文集》，第4433～4436頁。
[75]楊度：《黃河》，《晚晴文學叢鈔·說唱文學卷》上冊，阿英編，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32頁。
[76]曾志忞：《告詩人——〈教導唱歌集〉序》，《中國近代音樂史料匯編：1840——1919》，張靜蔚編，國民音樂出書社1998年版，第208頁。
[77]保三：《樂歌一斑》，《江蘇》第11、12期合本，1904年4月。
[78]胡從經：《晚清兒童文學鉤沉》，少年兒童出書社1982年版，第42頁。
[79]查對文字，《汝小生》即黃遵憲所作《小黌舍先生相和歌十九章》的部門內在的事務。《教導唱歌集》，曾志忞編，開通書店1905年版，第37頁。
[80]沈心工：《黌舍唱歌集初集》，務本女塾1904年版，第1頁。
[81]《亞雅音樂會之汗青》，《新平易近叢報》第3卷第3號，1904年7月。
[82]劍公：《新少年歌》，《新小說》第7號，1903年7月。《高旭集》，第341頁。
[83]仁和密斯丁志先：《少年歌》，《男子世界》第2期，1904年。
[84]李靜：《近代書院樂歌對古代公民的想象與塑造》，《南京師范年夜學文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
[85]《中國口語報發刊辭》，《中國口語報》第1期，1903年11月。
[86]《杭州口語報》第2年第8、22期刊載由黃海峰撰寫的《新兒歌》10則，第3年第16期刊載《歌謠》4則。此外，還刊有《新彈詞》《雜歌謠》等歌詞類作品數種。
[87]該報“歌謠”欄共刊37首，典範的作品如有為所作《中國汗青小曲》，連載于1906年第7、8期。此外還有像胡適在《甲士嘉話》后翻譯丁尼生的《六百男兒行》如許的譯詩。
[88]軍伍：《與內陸離別之辭》，《警鐘日報》1904年9月18日。
[89]《健行公學（材料）抄件》，《柳亞子史料札記二集》，上海國民出書社2014年版，第16頁。
[90]曹植：《白馬篇》，《曹植集校注》，趙幼文校注，國民文學出書社1984年版，第411頁。
[91]陳平原：《中國古代學術之樹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間》，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0年版，第250頁。
[92]周作人：《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任務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掉》，《周作人散文選集》第一卷，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9年版，第115頁。
[93]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實際家泰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在《藝術哲學》中提出了影響文學演十九的三要素，即平易近族文學史由種族、周遭的狀況、時期決議。這一文學史論影響了明治japan(日本)和晚清諸多常識分子。近代japan(日本)最早的《japan(日本)文學史》（1890）即在此基本上完成。
[94]《摩羅詩力說》，《魯迅選集》第1卷，第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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