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依據胡風日誌記錄，1953年5月9日，“沙汀告訴要我往西南拜訪病傷戰俘”（《胡風選集》第10卷，湖北國民出書社，第414頁，后同）。11日，胡風特地到文協，“與荃麟、沙汀談往西南慰勞被遣返的病傷戰俘事”，邵荃麟為時任中華全國文學任務者學會（后改為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副主席，同時擔負《國民文學》主編。14日，胡風到總政治部閉會，定好動身的每日天期為后天（現實的動身每日天期為17日），同業的作家還有胡奇、畢革飛、葛洛、舞蹈教室碧野、白樺、劉年夜為等，共10人。

此次慰勞舉動，是一次有打算的全體安排，除了作家組10人，還有記者組、醫療組職員從各地動身，構成“回國戰俘慰勞團”，奔赴西南。慰勞團的重要義務有兩項：一是接受、醫治這些從朝鮮疆場上回來的志愿軍戰俘，輔助他們盡快恢復安康。別的的一項義務就是向國際宣揚報道他們在抗美援朝戰鬥中的勇敢戰斗業績以及被俘之后在美軍戰俘營中的斗爭經過的事況。

胡風一行搭乘搭座火車于18日上午達到沈陽車站，進住軍區接待所，在沈陽逗留兩天后，于22日達到了年夜赍站，進駐26軍病院，這個病院是專門招待從朝鮮疆場回來的志愿軍戰俘的。在這里，胡風一行與沈陽軍分區的甲士干部一路擔當起對戰俘們停止接受、慰勞、審查、安頓等各項任務。

胡風是作家組的組長，他親身介入到對傷病員的采訪中。檢查其這一段時光的日誌，他天天的任務簡直均是在與分歧的人說話或許看相干資料。如，26日，“下戰書，聽劉家平談釜山斗爭。夜，收拾資料。”27日，“聽劉家平談保旗斗爭。下戰書，收拾資料。夜，劉志成等四人談巨濟島分炊斗爭。”28日，“上午，聽邵啟云說話。夜，聽邵啟云說話。”29日，“上午，聽范德忠說話。夜，在邵啟云病房，與病傷員們閑談。”30日，“上午，下戰書，在劉家平病房，與李忠獻、周鵬飛等閑談。”31日，“上午，與一瑜伽場地群殘廢人閑談。夜，看資料。”如許的任務狀況一向連續到6月19日，這一天，慰勞組接到了來自北京的電報，請求他們開端返程。一行人于20日搭車動身，在沈陽逗留幾天后，于30日達到北京，慰勞舉動至此告一段落。經由過程這一段時光的深刻考核，胡風深入感觸感染到戰鬥的殘暴以及仇敵的兇殘，同時又為悲觀積極、勇敢堅強的志愿軍兵士的精力風采所感動。這一段時光的慰勞采訪，為陳述文學《肉體殘廢了，心沒有殘廢……》的寫作積聚了豐盛的資料。

二

胡風餐與加入作家拜訪組是帶著義務往的，前往北京不久，7月4日，《國民文學》副主編嚴文井即發來催稿信，敦促胡風趕忙寫反應志愿軍回國戰俘情形的作品，這應當是胡風從北京動身前就與《國民文學》約好的。由於依照有關唆使，1953年下半年，《國民文學》集中頒發了一系列以抗美援朝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包含路翎的一批代表性的作品，也多是在這半年內接踵頒發的。7月8日，胡風開端寫《肉體殘廢了，心沒有殘廢……》一文，這一段時光，胡風在北京的新居處方才安寧上去，正在收拾新屋子，所以寫作也是時斷時續。斷斷續續地寫了幾天后，7月17日，胡風寫完了這篇作品，送《國民文學》編纂部審查。審查經由過程之后，胡風依據各方看法，分辨在8月14日、25日修正、校看了一次，完成定稿。

今朝，中國古代文學館加入我的最愛的這份手稿是經《國民文學》編纂部審核過的稿件，上有編纂審稿后的印章以及用白色鋼筆寫的排版看法，時光題名為1953年7月25日，從時光上猜測，該手稿應為胡風最後寫作的版本，下面也有胡風幾回修正、校訂的手跡。手稿所用稿紙為8開方格紙，註釋內在的事務用玄色鋼筆寫就，豎排，繁體字，這是1955年全國文字改造前的通用情勢。每頁手稿的左上角均標有頁碼，合計41頁，無缺無缺。文章的標題保存完全，與頒發后的分歧，同時有作者胡風的簽名。從審稿章還可以看到，全文約有20500字。

對照手底稿和1953年9月份《國民文學》註銷的版本，除了個體字詞的修正和添加之外，還可以看出有以下兩項顯明的修改：

其一、手底稿第一頁上的內在的事務并未呈現在9月份註銷的《國民文學》上，被整頁刪失落了，在其后出書的各類全集、選集中也未見到這頁手稿上的文字內在的事務。在這頁手稿上，胡風所寫的并不是與註釋相干的故事，而是一個“引子”。他摘錄了《日內瓦條約》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七條的詳細內在的事務，抄寫在上。從內在的事務上看，這些條目所有的是與若何處置戰俘有關的，包含戰俘的各類人性主義權益、人身平安、飲食等等方面的規則。斟酌到這篇文章的主人公滿是從美軍戰俘營回來的戰俘，作者顯然是想在註釋開端前，為戰俘們的勇敢斗爭擺出一些無力的法理根據。據一些志愿軍戰俘回想，他們在美軍的戰俘營中與美軍停止了艱難的斗爭，當然這時的斗爭不是武力斗爭，而是政治斗爭，這個時辰他們所根據的恰是國際公法和《日內瓦條約》。在快要一個月的采訪中，胡風從傷病員那里清楚了《日內瓦條約》對于戰俘們斗爭的主要性，所以，他在文章的開篇起首援用了幾條《日內瓦條約》的詳細內在的事務，為后面論述好漢人物跌蕩放誕升沉的斗爭經過的事況奠基了基本，使其更為公道。但惋惜的是，在《國民文學》刊發時，這一部門內在的事務被全體刪往了。剖析這一變更的呈現有能夠是遭到以下兩種原因的影響，一是版面龐量題目，此緣由能夠性較小。二是內在的事務的敏理性題目。《日內瓦條約》屬于政治性的國際條約，在一篇陳述文學中摘錄部門內在的事務用作引文雖無不成，但在敏感的特別時代極不難惹起爭議，故終極舍往。

其二、手底稿中的人物有更確實的名字和誕生地信息，而《國民文學》註銷的版本中人名與誕生地信息都停止了簡化含混處置。如，手底稿中進場的第一位兵士名字為鄧應平易近，湖南瀏陽人，《國民文學》註銷本將其名字改為小周，籍貫也簡單為湖南人，故事及相干細節完整雷同。手底稿中描述的老兵士名叫楊昌俊，四川云縣人（注：“云”應為“榮”，四川口音中，“云”與“榮”接近），《國民文學》註銷本將這一人物的名字改為老易，四川人；手底稿中描寫的“一個通俗的兵士”名字為楊定勛，四川會同人（注：會同疑為雅安市石棉縣部屬的一個行政村），《國民文學》註銷本將人物名字改為小殷，四川人；手底稿中年青兵士名字為王坤，江西修水人，《國民文學》註銷本為小汪，江西人。需求指出的是，《國民文學》註銷本的這種修改僅限于名字和地名，在故工作節上，完整保存了手稿的原樣，與胡風自己修正過的手稿內在的事務堅持分歧。對于人物姓名和故鄉地名的簡化處置是《國民文學》註銷本差別于手底稿的典範特征之一。這種處置看似簡略粗魯，現實上構成了一種維護效應。比擬于手底稿中那些明白的人名和地名，小周、小汪、小殷等符號化的人名設置，使作品掉往了逐一對應的能夠，如許不只可以或許維護被采訪人的小我隱私，也能有用維護作者，尤其是正處于漩渦中的胡風，這應當是做出這種修改的念頭和目標地點。

在《肉體殘廢了，心沒有殘廢……》一文中，胡風經由過程小周、老易、小殷、小汪幾個典範人物的不服凡經過的事況，提煉出這一群體的精力個性。他們都是“一個通俗的兵士”，卻又是一群通俗兵士的代表。他們都從磨難的生涯中走出來，走上反動的途徑，又離開了朝鮮疆場，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在戰俘營中，他們用本身的血肉之軀和勇敢斗志同仇敵停止了艱難的斗爭。他們的身材在美軍慘絕人寰的摧殘下皮開肉綻，甚至殘破不全，但在精力上，他們仍然是剛強的，斗志高昂的，他們的經過的事況很好地詮釋了胡風對1對1教學于這一群體“肉體殘廢了，心卻沒有殘廢”的總體歸納綜合，這種斗爭精力是需求向國際民眾廣為宣揚并持久弘揚的。

可以說，胡風的這篇陳述文學勝利地完成了組織交給的“義務”，以實際主義的筆法和反動悲觀主義的精力向國民傳遞出時期所需求的精力氣力。但胡風本身面對的情勢卻并未是以而轉變，尤其是隨后的“三十萬言書”事務很快將胡風推至加倍艱巨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