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代至平易近國，書院經過的事況了鼓起、成長、推行、繁華、普及、改制、回復的汗青階段。在最繁華的時代，書院的多少數字接近六千所，以本日中國邦畿而言，廣泛除西躲以外的各個省區。作為傳佈常識、交通思惟、備戰科舉、傳承文明的主要場合，書院的祭奠、躲書、刻書、講學、考課等運動，與文學或多或少有些聯繫關係；寫作練習、詩文唱和、雅集題詠等文學運動，是書院日常生涯的構成部門；歷代作家傍邊，不少人有過書院肄業或執教的經過的事況，有一些作品完成于書院時代。和“書院與教導”“書院與學術”“書院與科舉”等話題一樣，“書院與文學”也是一個值得追蹤關心的研討範疇。
一、“書院與文學”研討的近況
古代學術意義上的書院研討，自1920年月至今已歷百年，觸及軌制、講學、考課、躲書、刻書、祭奠、經濟、建筑、改制等諸多方面。此中與文學相干的研討起步較晚，1980年月開端有大批論著，比來一二十年始成天氣。“書院與文學”研討獲得的結果可從兩個方面作扼要梳理。
第一個方面是書院文學史料收拾。
從“純文學”的角度看，相干收拾以有名書院的詩文選為主，如譚修和周祖文《岳麓書院歷代詩選（注釋本）》（湖南年夜學出書社1986年）及其增訂本（湖南年夜學出書社1995年），戴述秋《石鼓書院詩詞選》（湖南輿圖出書社2007年）、李寧寧和岑嶺《白鹿洞書院藝文新志》（江西國民出書社2008年）、鄧洪波和周郁點校《岳麓詩文鈔》（岳麓書社2009年）、胡迎建《白鹿洞書院詩文選注》（江西高校出書社2019年）等。綜合性的書院詩文選則有鄧洪波《中國書院詩詞》（湖南年夜學出書社2002年）、鄭宣陶和楊加清《現代書院詩詞選》（福建國民出書社2021年）。
從“年夜文學”的角度看，陳谷嘉和鄧洪波《中國書院史材料》（浙江教導出書社1998年）、鄧洪波《中國書院學規集成》（中西書局2011年）、吳欽根《〈申報〉所見晚清書院課題課案匯錄》（鳳凰出書社2018年）等文獻匯編，趙所生和薛正興《中國歷代書院志》（江蘇教導出書社1995年）、上海市藏書樓《格致書院課藝》（上海迷信技巧文獻出書社2016年）、陳東輝《杭州詁經精舍課藝合集》（學苑出書社2018年）和《杭州學海堂課藝合集》（學苑出書社2019年）、鄧洪波《中國書院文獻叢刊》（國度藏書樓出書社和上海迷信技巧文獻出書社2018、2019年）、魯小俊《清代書院課藝總集叢刊》（北京燕山出書社2021年）等影印叢書，此中有不少與文學相干的史料，或許自己就是文學作品。
第二個方面是書院文學專題研討，重要包含四個專題。
一是書院的文學教導。個案研討集中于詁經精舍和學海堂，如宋巧燕《詁經精舍與學海堂兩書院的文學教導研討》（齊魯書社2012年）、翁筱曼《晚清學海堂文學講授與先賢宗奉情結》（《暨南學報》2014年第7期）和《文學地輿學視野下的晚清學海堂文學講授》（《學術研討》2016年第8期）等。綜合研討的代表作是程嫩生《中國書院文學教導研討》（中國社會迷信出書社2014版），還有肖徽徽和孫立《論清以前書院的文學教導》（《漢文文學》2020年第4期）、宋巧燕《晚清西學書院文學與科舉教導探析》（《教導與測試》2022年第1期）等。
二是書院與文學門戶。重要研討對象是桐城派與書院的關系，如曾光光《桐城派的傳承與傳統教導》（《清史研討》2005年第3期）、張維《“嶺南五大師”與書院》（《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柳春蕊《蓮池書院與以吳汝綸為中間的古文圈子的構成》（《西方論壇》2008年第1期）、李松榮《蓮池書院與后期桐城派》（中山年夜學2009年博士論文）、陳春華《清代書院與桐城文派的傳衍》（姑蘇年夜學2013年博士論文）等。此外張永剛《東林黨議與晚明文學運動》（中國社會迷信出書社2009年）第二章論及東林書院與東林黨的文學運動。
三是書院與地區文學。徐雁平《清代西北書院與學術及文學》（安徽教導出書社2007年）闡述書院與桐城文派、李兆洛與暨陽書院、詁經精舍的學術與文學、道光以來金陵書院與文人運動、課作中的文學與學術等外容，其下編《清代西北書院文士運動年表》是關于西北書院與文學的紀年錄。李光生《現代河南書院與學術及文學》（中州古籍出書社2017年）論及河南書院與學風、河南書院與處所人文的建構。這方面的結果又有蔡清德《玉屏書院與清代閩臺文人交游考述》（《福州年夜學學報》2012年第4期）、常新《明清關中書院與文學》（《長安年夜學學報》2016年第2期）等。
四是書院與體裁。觸及詩詞、散文、駢文、辭賦諸體，詩詞方面有胡青《關于朱熹一組書院詩的考辨》（《江西師范年夜學學報》1987年第1期）、詹杭倫《試帖詩與律賦——讀〈關中課士詩賦注〉》（《中國詩歌研討》2002年）和《杜甫詩與清代書院詩賦試題》（《杜甫研討學刊》2002年第1期）、胡迎建《論白鹿洞書院的現代詩歌》（《九江師專學報》2003年第2期）、張文利《論宋代吟詠書院詩——以華林書院和武夷精舍為重點的考核》（《湖南年夜學學報》2018年第2期）、周戊噴鼻和王欣欣《石鼓書院詩詞文明及對湖湘文明的影響》（《藏書樓》2014年第1期）、董晨《評“重理務實”與南宋書院詩歌創作不雅》（《陜西師范年夜學學報》2017年第5期）和《試論南宋書院詩歌創作不雅中的詩體題目——以朱熹的書院講授為中間》（《人文雜志》2021年第11期）、許虹《晚清書院課詩研討》（武漢年夜學2022年博士論文）等。散文方面重要追蹤關心書院記，有李光生《宋代書院記的文明闡釋》（《蘭州學刊》2016年第6期）、張文利《理學視域下的宋代書院記》（《文學研討》2019年第2輯）、胡曉和錢建狀《記其本末與書其年夜者：南宋的書院與書院記》（《江海學刊》2021年第5期）等，以及倪春軍《宋代學記文研討：文本闡釋與體裁考核》（復旦年夜學出書社2021年）第四章《宋代學記文的衍變：南宋書院記》。陳腔濫調文方面有李群喜和陳水云《路德陳腔濫調文批駁述論》（《東南平易近族年夜學學報》2019年第3期）、馬昕《晚清教導家孫萬春的陳腔濫調文講授實際》（《文雅》2020年第2輯）等。駢文方面有曹虹《清代常州書院與駢文流衍》（《南京年夜學學報》2009年第5期）、陳曙雯《經古學與十九世紀書院的文先生態與駢文成長》（南京年夜學2017年博士論文）等。辭賦方面有張巍和戴偉華《〈唐人賦鈔〉與粵秀書院》（《學術研討》2008年第7期）、許結《論清代書院與辭賦創作》（《湖北年夜學學報》2009年第5期）、李光生《書院語境下的文學傳佈——以朱熹〈白鹿洞賦〉為考核對象》（《山西師年夜學報》2011年第3期）等。還有一些論文觸及特別體裁，如李光生《宋代書院與語錄體》（《蘭州學刊》2011年第2期）、劉文龍《姚永樸〈起鳳書院答問〉中的文學思惟述論》（《明清文學與文獻》2020年）、楊珂和徐雁平《清代書院答問的文獻價值與文明意義——以李兆洛〈暨陽答問〉為中間》（《姑蘇年夜學學報》2021年第1期）等。
二、“書院與文學”研討的空間
“書院與文學”研討還有哪些空間可以拓展？仍是從上述兩個方面來看。
先看書院文學史料收拾。已有的史料收拾任務結果豐富，尤其是近年出書的《中國書院文獻叢刊》第1輯、第2輯，以及行將出書的第3輯，作為書院文獻的集年夜成之作，將對今后的研討發生宏大的推進感化。可以說，“書院與文學”研討所需的專書文獻，相當一部門都可以從已有的收拾結果中獲取。當然仍有不少未收的專書文獻，以書院課藝為例，廣東顏海琴女史的躲書中，《麗正書院課藝》四卷、《續刻味經課藝》不分卷等五種課藝總集，皆不見于已有的各類收拾本或影印本。據筆者進一個步驟普查，今朝未支出各類叢書的課藝，至多還有150余種。以臨海市藏書樓所躲課藝為例，可以彌補影印以廣應用者就有《敷文書院課藝四集》不分卷、《剡山書院小課》一卷、《詁經精舍文稿》不分卷（平易近國手本）等15種。由此，“清代書院課藝總集叢刊續編”“中國歷代書院志續編”之類的文獻集成，仍有匯輯的需要。或許更詳細一點，參照《清代文集人物列傳材料匯編》（國度藏書樓出書社2022年）等書的編製，將歷代書院志中的藝文志匯為一輯，成“歷代書院藝文志匯編”，對于“書院與文學”研討也具有直接意義。
書院文學史料收拾方面的衝破空間還有單篇文獻。《中國歷代書院志》《中國書院文獻叢刊》等叢書，都是專書文獻的匯輯。收錄單篇文獻的，重要是《中國書院史材料》《中國書院詩詞》《中私密空間國書院學規集成》等。這幾種材料匯編，在那時的前提下盡能夠廣搜史料，嘉惠學林，厥功甚偉。而另一方面，近十多年來，大批別集、總集、年譜、方志、日誌等文獻影印或點校出書，各類古籍數據庫投進應用，查找和獲取史料較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後方便良多。依據這些叢刊或數據庫，可以發明未經匯輯的單篇書院文獻，其多少數字相當可不雅。
以一位不太著名的清人戴云官為例。此人曾主講上饒信江、贛州濂溪、嘉應培風書院，有《培花小園詩鈔》十三卷，支出《清代詩文集匯編》。集中與書院相干的詩有《和虔南察看蔣礪堂夫子鑒別濂溪書院諸生四章原韻》《次云岡刺史餞別培風書院諸生秋闈即用賓興字韻》《留別培風書院諸生即以培風二字為韻》《重過嘉應訪培風書院多士時由惠潮至此》《閱濂溪書院課卷口拈》《信江書院感念》《閱信江書院課卷口拈》《過鵝湖書院用朱陸唱和原韻》《信江主講六年口占》《贈別信江書院諸生鄉試四盡》《信江書院即事》《信江書院感秋》《主講信江七載口占》《信江書院十二景》《十年主講信江思回之作并以別諸生》《主講信江書院十五年留別多士二首》等數十首之多。這些詩作匯集起來，可以浮現書院日常生涯的部門圖景。由此亦可知，《中國書院詩詞》的補充任務（“中國書院詩詞續編”）年夜有可為。
別集和總集中關于書院生涯的史料相當豐盛，書院的學規和章程、課本和課藝、師生的年譜和日誌中，也有大批關于文學瀏覽、寫作和接收的史料。“書院與文學”研討的拓展和深刻，有賴于這些材料的匯輯。例如，書院講授看待小說戲曲是如何的立場？明嘉靖間江西提學高賁亨為白鹿洞書院擬的《十戒》中，請求生徒勿“不雅有益之書”，“謂如老莊、仙佛之書，及《戰國策》、諸家小說、各文集，但有關于圣人之道者皆是。”萬歷間陜西關中書院主講馮從吾擬的《士戒》，也請求諸生“毋看《水滸傳》及笑資戲文諸凡有益之書”，“毋撰造詞曲、雜劇及歌謠、春聯”，“毋唱詞、作戲、博弈、清譚”。清道光間四川鹽源《柏噴鼻書院詳定則程規約》規則：“冊本除十三經及諸史之外，其余淫詞艷曲、小說雜流與一切消閑遣興等，概不準攜帶進院。”制止或不倡導瀏覽小說、不雅看戲曲，以免“害道”，這是書院比擬廣泛的主流偏向。不外，由此也反向證實了小說戲曲對于士子是有吸引力的。至于清光緒間陜西涇陽味經籍院山長劉光蕡，他激勵生徒“作小說”，以為小說無益于作文：“誦書、講書、作小說、講小學不成廢，廢則士皆趨虛文無實學矣。”“小說之宜作也。讀經、讀史，使之實有心得，發為文章，鞭辟近里也。學力淺者，本底未清者，令作小說，不拘不束，各抒己見，則條理可清，才情可展，詞調可煉，尤為無益。”這里所謂的“小說”，不是淺顯小說，而是指篇幅短小的議論文體。諸這般類的史料，假如可以或許匯輯起來，對于我們清楚書院的小說戲曲不雅念或概念，無疑是頗有助益的。由此，“歷代書院文學材料匯編”之類的編錄任務也很有需要。
再看書院文學專題研討。除了多數學者作了較長時段、較廣區域的考核，年夜大都研討都是以個案、地區、斷代為對象，重點在詁經精舍、學海堂等有名書院，西北、嶺南等部門地域，以及宋代（重要是南宋）、清代（重要是中后期）等時段。今后可以拓展的空間，一是其他有名書院的個案研討，如江陰南菁、江寧惜陰、姑蘇紫陽、上海求志、福州致用、武昌盡心、廣州廣雅、蕪湖中江、昆明經正、成都尊經等書院，皆在文學方面可圈可點；二是各地域的非有名書院的文先生態，包含山長的課本和答問之作、生徒應試的各體詩文、與書院日常生涯相干的詩文、課藝作品中的處所文學譜系、書院學規和章程中的文學不雅念等，皆有深刻研討的需要；三是唐代、五代、北宋、元代、明代、清後期、平易近國這些時段，還有良多的空缺可以彌補。
歷代書院的文學作品，終極成為文學經典的并未幾。除了朱熹《白鹿洞賦》等多數名作，盡年夜大都作品都不存在“經典化”的經過歷程。而這恰好是“書院與文學”研討的價值地點——由此可以浮現特定群體、特定階段的文學運動的普通狀況。譬如書院的課藝，簡直都是生徒習作，此中有陳腔濫調文，也有學術文和各體詩賦。不只可認為別集供給輯佚和校勘材料（例如海峽文藝出書社2002年版《林則徐選集》即未收林則徐《正誼書院課選序》），更主要的是保存了士人在特定階段的創作實行（一個顯明的例證是，課藝多署晚期名字，如林群玉即林紓、吳朓即吳稚暉、金楙基即金天翮、蔣國亮即蔣智由、廖登廷即廖平）。在思惟史範疇，葛兆光已經反思：“思惟史能否應當有一個‘普通思惟史’？曩昔的思惟史是懸浮在普通思惟水準之上的‘精英思惟史’，但多數思惟天賦的思惟未必與廣泛常識水準與普通思惟狀態相干，故有突出，有凹陷，有斷裂，有反復，并不易于成為思惟史之論述理路。”沿著這一思緒來看書院課藝，它的“非名家名著”（即使此中著名家，也多為成名之前）的性質，恰好可以拓展“普通文學史”的文獻材料，由此建構有別于光彩榜或許點鬼簿的、具有細節和經過歷程的文學史論述，當具有更充足的能夠性。
詳細而言，“書院與文學”可以從哪些途徑進手呢？以下分辨舉書院文學運動和書院講授體裁為例，試作拋磚之論。
三、研討途徑之一：書院文學運動
美國文學實際家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駁傳統》中提出，每一件藝術品總要觸及四個要素，即作品、藝術家、世界、觀賞者。“從經過歷程論的角度看，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論，可說明為文學運動是由世界、作家、作品、讀者所組成的靜態經過歷程。”這一實際誇大的是社會汗青語境中的文學創作、觀賞和批駁，重視各個要素的交互影響。
詳細到歷代書院，作為無形的建筑，它可以依山傍水，也可地處阛阓，內有課堂書齋、園林景不雅。在書院之中，交往過良多人物，產生過良多工作，這里是一個特定的“小世界”；在這座無形的建筑之外，也仍有相干的人和事，可以跨越時空。例如宋淳熙七年（1180）朱熹作《白鹿洞書院提醒》，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京師年夜書院以朱子《白鹿洞提醒》榜示全堂；杭州詁經精舍于清光緒三十年（1904）開辦，兩年后俞樾有《詁經精舍歌》《與客談詁經精舍共享會議室往事》等詩；光緒三十一年（1905）袁嘉谷在japan(日本)與昆明經正書院同窗相聚，有《經正書院瑜伽場地故人故交游japan(日本)國者十數人，同飲拍照，補作同門錄，題后二首》詩。京師年夜書院的榜示、俞樾的復古詩、袁嘉谷的japan(日本)同窗聚首，仍附屬于白鹿洞書院、詁經精舍、經正書院的“年夜世界”。
山長（掌教、主講）和生徒天然是書院的“作家”。還有一類需求歸入出去的“作家”，就是與書院有關的處所官員，例如為成都尊經籍院諸生寫作《輶軒語》的學政張之洞。山長、生徒、處所官員同時也是“讀者”，再加上處所士紳，組成了書院的重要“讀者群”。晚清黃州經古書院的《黃州課士錄》，附錄《題辭》三十多則，作者有生徒，也有官員和鄉紳。書院山長、書院生徒和處所官紳，繚繞書院總集，構成了一個命題、答卷、瀏覽、批評的系統。此中最能惹起共識的，就是鄉邦情結。如畢惠康題辭：“自從茂叔講筵開，鑄就英英盡世才。一代鴻文今讓楚，須知桃李賴人栽。”余錦琪題辭：“炳靈江漢英，蘄黃堪魁首。”這種鄉邦情結，最簡明的表述就是“惟楚有材”（《黃州課士錄》中有賦作名曰《惟楚有材賦》）。
書院的讀者群往往有地區性，以本院、當地讀者為多。不外這只是普通情形。即使不是山長名篇而只是生徒習作，也仍有必定的院外讀者市場。例如晚清江蘇東臺人吉城的日誌中，記載他瀏覽過的課藝總集有《尊經籍院五刻》《尊經籍院課藝六刻》《金臺書院課藝》《紫陽書院課藝》《格致書院課藝》《南菁書院文集》等。這些總集中有一位名叫陳光宇的作者，系尊經籍院生徒，最令吉城嘆服，日誌中屢次記載燈下抄讀陳光宇時文。如許，書院的“讀者”和“世界”又有很年夜的延展性。
至于“作品”，既有講學、答問、日誌、考課之作，也有日常題詠、感念、酬唱、雅集之作。較為特別之處在于，書院“作品”大都是“寫”的，也有一部門是先“講”后“記”的，又有一部門是模擬“講”而“擬”的。后面兩品種型重要是講學、答問之作，具有顯明的語錄體作風。先“講”后“記”者如康無為《萬木草堂口說》、姚永樸《起鳳書院答問》，模擬“講”而“擬”者如張之洞《輶軒語》、惲毓鼎《云峰書院勵學語》。無論哪種情形，都具有或尋求“現場感”。書院作品的語錄體作風除了“現場感”之外，還有白話化。尤其在明代，不少書院面向社會開放，有一種民眾化的偏向。影響所及，書院課本良多也偏于淺顯易懂、輕松活躍。
綜上所述，書院文學運動的四個方面（世界、作家、作品、讀者），與普通的文學運動有類似處，也有其奇特性。有鑒于此，關于書院的文學運動，可以包含三個條理的內在的事務：
其一，書院佈景。包含書院的建置、祭奠、經濟、建筑、儒學、漢學、科舉、躲書、刻書等諸多方面，有需要考核此中與文學運動有聯繫關係者。例如，分歧書院學費的發放額度紛歧樣。晚清項藻馨先是餐與加入杭州多所書院的考課，后來應上海格致書院之課，發明格致書院“獎金優厚，較之杭地竟數倍焉”。學費支出分歧，會影響生徒考課的積極性，從而影響課藝作品的多少數字，是以學費題目對于文學運動而言，也具有特殊意義。這是書院文學運動的“外環”。
其二，文學日常。以有關書院的詩文和寫于書院的詩文為基礎史料，輔之以書院志、處所志、年譜、日誌、報刊中的相干記錄，可以再現書院的日常文學圖景。
例如唐天寶間樊鑄《落第后唸書院詠物十首上禮部李侍郎》，分辨吟詠簾鉤、鞭鞘、箭括、門店、鑰匙、藥臼、井轆轤等，這些都是書院日常生涯的舉措措施或器具。詩中有句“丈夫立品須自省，知禍知福如形影”，成為后世常常援用的格言。
再如明正德三年（1508），王守仁達到貴州龍場驛，本地報酬其創立龍岡書院，王有《龍岡新構》詩紀之。在龍岡時代，存有詩文《諸生來》《諸生夜坐》《龍岡漫興五首》《春日花間偶集示弟子》等，書院生涯的常態和王守仁的志趣，于此可見一斑。
又如清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十五日，《申報》登載許耀《書院月課吟》組詩。該詩詠到院、晨敘、唱點、論題、午餐、私越、翻檢、剽竊、倩代、賣詩、互贊、交卷、探案、涂名、閱批、花紅諸事，對書院月課的全部旅程以及各類流弊有活潑的再現。
又如光緒三十一年（1905），周年夜荒進進衡陽船山書院唸書。某日讀山長王闿運古風一首，其詩有“秦兵取蜀燒彝陵，吳人上峽燒蜀兵。鼉鼓連天動江水，臥龍空守八陣營”“荊襄湘越勢首尾，誰令驕將開兵端？江湖天涯不相顧，空復馳驅五丈原”如此，讀罷年夜喜，對湘綺師長教師甚為嘆服。周年夜荒后來著有《反三國志演義》，于“楔子”中記載了這段文字人緣。
諸這般類作品，觸及書院題詠、感念、酬唱、雅集、講學、論學、考課等日常生涯，這是書院文學運動的“中環”。
其三，文學講授。講學、論學、自修、考課等運動傍邊，有不少內在的事務與文學親密相干，這是書院文學運動的“內環”。“外環”“中環”“內環”互為彌補和印證，配合組成書院文學運動的基礎面孔。“內環”詳細浮現為各類講授體裁，因觸及的內在的事務較為奇特和主要，可視作另一種研討途徑，故鄙人文零丁論之。
四、研討途徑之二：書院講授體裁
書院不只是講授機構，但講授確是書院最重要的本能機能。講授是“說話+文字”的運動，而部門說話終極也會落實到文字下面。應用什么樣的體裁，這是關乎講授運動分歧階段、分歧正面的題目。傳統的書院志往往設“藝文志”或許“文翰志”，共享會議室收錄與書院有關的各體詩文。例如明周偉《白鹿洞書院志》卷五至卷十為“文志”，包含奏疏、公移、洞規、策問、課本、說、戒、論、疏、記、序、告文、銘、辭、賦、詩等體裁。清廖文英《白鹿洞書院志》卷十至十四為“文翰”，包含記、序、告文、辭、啟、銘、書、詩、賦諸體，而卷七至卷九“明教”部門的洞規、策問、課本、說、答問、戒、論、公移，實在也可以算在“文翰”之列。今朝較受文學研討者追蹤關心的，只要記和詩賦，此外還有大批書院體裁，尚未有學者從文學的角度做過研討。
書院的這些體裁中，有一部門是與講授的相干度比擬高的，再加上書院志普通不收的日誌、課藝，我們可按古代分類方法，把書院的講授體裁分作三個種別：一是規章軌制類，以章程和學規為代表；二是官師講課類，重要是課本和答問；三是生徒研習類，日誌和課藝最為典範。
單從“純文學”的角度看，這些講授體裁或多或少與文學有些聯繫關係。書院的章程和學規中，有良多關于文學講授的理念、design和設定；書院的課本和答問，作為師生講授運動的基礎史料，保存了關于文學話題的講授和會商，或許應用了富有文學性的講授伎倆；書院的日誌和課藝，是生徒進修生涯的記載，此中有大批文學作品、文學評論。
例如書院學規中有不少觸及文學瀏覽和寫作的規則或提出。明弘治間陜西三原《弘道書院學規》，請求“諸生學古文者，逐日讀謝疊山所選《文章軌范》文字一首。學詩者，逐日讀楊襄城所選《唐音》詩二首”，並且“每初一請古文題二、詩題四，俟舉業功夫有暇作之，辭尚體要，至月終呈稿矯正”。清康熙間長沙《岳麓書院學規》提出：“至于作文，當規仿古文，宜取賈、韓、歐、曾數家文字熟讀，自得其用。”“論詩專以少陵為則，而后可及于諸家，先律體后古風，先五言后七言，庶可循次漸進于大雅之林矣。”嘉慶間陜西藍田《玉山書院規條摘要》規則“課卷若有掉粘者，每一字罰錢五文，出句用平聲住腳者，罰錢二十文”，并且“一三五如不調諧，便是掉粘，俗論所為‘一三五非論、二四六清楚’者，斷不成從”。同治間浙江臺州《重定正學東湖廣文書院規條》，請求在院生童不得擅取東湖所養之魚，來由是“東湖蓄水養魚，欲遂其生，藉培地脈，兼暢文機”。經過如許的學規，可以清楚書院在文學教材、文學技法等方面的一些理念。
再如“答問”中也有關于文學話題的會商。清同治四年（1865），李聯琇主講江寧鐘山書院。是年秋，門生劉壽曾拜進門下。“師長教師偶有講解，輒書于幅之傅別，旁行斜上，淋漓滿紙。壽曾感師長教師訓勖之厚，謹仿《鄭志》之例，條錄所聞，以類相次，為《臨川答問》一卷。”《臨川答問》凡四十則，觸及經史以及石鼓文、韓文、唐賦等。光緒二十七年（1901）姚永樸在信宜起鳳書院，門生李學淵問“《九歌》終于《國殤》，何也”，梁宗俊問“《風賦》年夜旨”，梁廷拔問“陶淵明何故作《閑情賦》”，李維訊問“《古文詞類纂》選《過秦論》三篇，順序何故與《史記》分歧”等等，姚山長皆有答覆。經由過程這些答問，可以清楚書院文學講授的基礎情況。
而從“年夜文學”的角度看，章程、學規、課本、答問、日誌、課藝等，自己就有體裁學的價值。例如，南宋景定五年（1264），文天祥列席瑞州西澗書院的釋菜儀式并作演講。他向諸生聲名“正人德業之義”，不只講事理，還講了司馬光和劉安世早年的故事。這篇演講即《西澗書院釋菜課本》，講事理和講故事相聯合，具有很好的教導後果。明末顧憲成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闡釋《論語》“饜飫整天，無所專心，難矣哉”等義，謂“人生六合間，日子不是胡亂度的，屋不是胡亂住的，飯不是胡亂吃的，伴侶不是胡亂搭的，話不是胡胡說的，事不是胡亂做的”如此，簡直就是口語，語體作風偏于淺顯平易。先有言說，再經記載（或復述）而構成的課本，是一種典範的講授體裁。
再如日誌非書院專有，但書院的日誌有其特別性：第一，它的內在的事務重要是學業，其次是修身；第二，它不只是寫給本身看的，其讀者還有山長、同窗或處所官員。南宋文天祥《贛州興國縣安湖書院記》、明代汪可受《白鷺洲書院館例》、清代張之洞《四川省會尊經籍院記》中都曾請求或提出諸生寫日誌。晚清姑蘇《學古堂日誌》、沈恩孚《龍門書院唸書日誌》、唐武功《南菁書院日誌》等，都是書院生涯的實錄。胡適的父親胡傳曾在龍門書院唸書，《胡可口述自傳》中談到過書院的日誌講授：“這些‘日誌’和‘日程’父親均保存上去。此中風趣而值得一提的，即是這印刷品的卷端都印有紅字的宋儒朱熹和張載等人的語錄。此中一份張載的語錄即是：‘為學要不疑處有疑，才是提高！’這是個完整中國文明傳統之內的書院精力。”日誌是書院卓有成效的一種講授體裁。
又如課藝乃生徒習作，其內在的事務有陳腔濫調時文、經史詞翰、時務西學等類。時文書院以舉業練習為要務，陳腔濫調時文這類舉業型的課藝天然是主流。而另一方面，過于器重陳腔濫調文，將書院辦成科舉的培訓基地，又存在很多弊病。經史詞翰這類學術型的課藝，是對書院淪為科舉附庸的糾偏。到了清末，“尊西法而抑中學，侈經濟而陋詞翰，崇策論而卑陳腔濫調”成為時舞蹈場地期風氣。時務西學這類經世型的課藝，是對時期風氣的照應。是以課藝的內在的事務相當駁雜，此中有《經正書院小課》《云間小課》《奎光書院賦鈔》《關中書院詩賦錄》如許的“純文學”作品，同時《鰲峰書院課藝》《滇秀集》《蜀秀集》《格致書院課藝》等總集中的陳腔濫調文、學術文、經世文，則屬于“年夜文學”的范疇。
概而言之，在書院的講授運動中，章程、學規、課本、答問、日誌、課藝等體裁，普遍應用，且自成系統，涵蓋了規誡、講解和研習的整套流程，既是書院講授運動的書面載體，也是書院講授的汗青見證。拿本日的黌舍講授作類比，年夜致來說，章程和學規相當于“行動規范”和“進修指南”；課本相當于“教案”“講稿”，答問則相似于“教輔材料”或“講堂筆記”；日誌是“唸書筆記”，課藝則近于“操練冊”和“模仿試卷”。胡適有言：“一千年以來，書院其實占教導上一個主要地位，國際的最高學府和思惟的淵源，惟書院是賴。”順著這個思緒看，文學思惟的傳佈、文學寫作的實行，也在必定水平上“惟書院是賴”，書院也應當在文學上占“一個主要地位”。
結語
鄧洪波傳授在《書院學檔案》媒介中瞻望書院學的將來趨向，指出：“多學科的穿插必將是書院學成長的主要標的目的。任何一門學科要成長強大，都離不開多學科穿插研討。新的思想、新的方式即是新穎的血液。跟著國際學術的繁華成長以及與國交際往的不竭深刻，新學科向書院學的滲入是必定之事。”“書院與文學”恰是在書院研討和文學研討的穿插地帶，追求新的學術衝破。詳細而言，書院研討界追蹤關心較多的是書院的軌制、教導、躲書、祭奠、理學、漢學、科舉等話題，文學話題則處于絕對比擬邊沿的地位；而文學研討界對于文學與“場域”關系的研討，觸及村落、城市、山川、園林、社團、幕府、試院、寺院、道不雅等項，書院天然也是此中之一，今朝還有良多值得充足發掘的寶躲。可以預感，“書院與文學”研討融會教導史與文學史，將是將來有較年夜發展空間的學術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