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經學變局：從《年齡包養站長》到“周禮”
作者：高瑞杰（上海師范年夜學哲學系副傳授）包養意思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表，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四年歲次癸卯玄月十六日辛酉
耶穌2023年10月30日
漢世君臣一向急切企盼興復禮樂，卻最終“久曠年夜儀”，可謂其隱痛。推其緣由，儒生尤其是一向占據主導位置的今文經學博士對制作禮樂持極為矜慎的嚴苛態度，應是不克不及有用推動禮樂制作的主要緣由。在王莽“制禮作樂”舉措的安慰下，東包養dcard漢一朝興禮樂之事被包養軟體幾回再三提上議程，與政治結合親密的“慶氏制禮派”，也非常盼望盡快制作禮樂。這一意愿在章帝時包養意思，通過發起白虎觀會議與支撐曹褒制漢禮諸事，達到頂峰。但一方面，由于今文經學博士操縱朝堂經學，禮樂制作所請求的權威性與系統性一向無法解決；另一方面，經學內部異說紛呈，既有今文經學內部的經義歧見，又有古文經學的讓責辯難，諸家各執一詞，“通義”往往難以達成，亦阻礙制禮作樂的進程。
事實上，自東漢中期以后，今文經學雖然仍獨占官學博士席位，但是由于其內部浮華固陋及內部攻訐質疑等原因，早已頹勢盡顯。而此時政治晦暗，外戚、太監交相操縱朝政，終至爆發十數年黨錮之禍，次序由此完整崩壞，漢治亦從此一蹶不振。不過，不少有識之士亦在此政治與經學危局中，希圖有所拯濟，經學家雖然看似多潛心于經業，然其背后經世之志，亦絕不遜色。同時，經學亟待求取六經“通義”之任務仍然為諸經師所尊奉，凸起“禮”在諸經中的普適性位置，以對“禮樂制作”有實質性衝破，亦為其時經學發展之特點包養條件。別的，經今古文學之爭仍然存在，不過諸儒逐漸淡包養心得化祿利與意氣之爭，而更多強調經義的公道性與完備性。“回歸經典運動”亦從頭興起，經學家在宗尚圣王的佈景包養網心得下，力圖通過各自的經學詮釋體系來完備呈現包養犯法嗎圣人之道，并以甜心寶貝包養網此拯救政治與經學危局，甚至希圖完成兩漢“禮樂制作”及“致承平”之恢宏任務。
故宮南薰殿舊躲《至圣先賢半身包養網站像冊》何休像資料圖片
林慶彰師長教師曾提出包養網車馬費，中國經學發展史中，每隔一段時期經學內部出現危機時，都會掀起一場“回歸原典運動”，以重塑經典權威，并以經世致用。每一次“回歸原典運動”，其焦點都是對“圣人經典”從頭厘定、正訛、增刪，亦包括對“圣人”自己的從頭認定、厘清等。前者的認定往往以后者的確認為基礎，而后者的重構又往往因于前者的需求，二者相包養app輔相成。漢末經學變局，即為“回歸原典運動”的典範案例。
從頭“回歸”并“發現”經典，起首需求校訂經籍。校經自西漢成帝時便已實施，劉向、劉歆父子受詔校中秘書，并撰《別錄》《七略》等著作，除校訂目錄之外，亦校訂經籍乖謬、論析典籍內容，影響可謂深遠。包養網比較東漢一方面“采求闕文”，另一方面亦常校訂五經文字，以免舛謬誤導后生包養sd。《皇覽·冢墓記》載“漢明帝朝公卿年夜夫諸儒八十余人論五經誤掉”；安帝永初四年（110），詔劉珍、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註釋字；順帝永和元年（136），詔伏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而最為聲勢浩蕩者要數靈帝熹平四年（175）所制“熹平石經”，《后漢書·靈帝紀》載“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太學門外”包養網單次；熹平六年，盧植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說等并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包養合約平心而論，這種校訂經籍任務雖然很是主要，但僅可稱為制作一代年夜法的基礎性辦法，而無法甜心花園真正解除“禮樂制作”之焦慮。並且，官學此時早已喪掉活氣，熹平石經包養女人之刊立實是形同虛設。
平易近國上海涵芬樓《四部叢刊》本《周禮鄭氏注》資料圖片
其次，結合時代窘境與經學任務，對經典與圣人譜系作因應性詮釋與懂得，亦為必備步驟。以漢末經師何休與鄭玄為例，何休師承李育、羊弼《公羊》之學，面對今文經學整體式微、《年齡》尤其是《公羊》學已對漢治影響日趨陵夷的現實際遇，力圖接續《白虎通》檃栝諸家求其“通義”之經學取徑。他安身《公羊》年夜義而又兼取群經，并推動《公羊》體例更為系統化與嚴密化，以捍衛《年齡》經世年夜法之位置，試圖回應漢世“致承平”及“制禮作樂”諸窘境；而鄭玄在傳統今文經義理章句之學的陶冶下，又充足接收東漢古文經之學術養分，囊括眾典、網羅百家，重構一套以“周禮”為中間、諸經彼此勾連會通的經學體系，以回應“禮樂制作”之窘境。二人或崇尚由博而返約，將博通躲于專精之中；或崇尚由約以求博，將義理化于廣博之下，其間經典觀與圣人觀之交匯，頗值得關注。要之，二人皆接過《白虎通》與《漢禮》所遺留的歷史任務，欲解決經學“通義”與漢治“久曠年夜儀”未備之遺憾，以實現“想看承平”之志念。亦因身逢統一時代，使何休與鄭玄不約而同地走向“回歸原典”，以矜持經學之精研求取圣人之道，并借乃至用，應是二人經學旨趣之歸包養sd趨。
何休身處東漢末年，雖然博士官學仍然為今文經學所獨占，“主流意識形態”仍以《年齡》（尤其是《公羊》學）為焦點，但《公羊》學卻早已面臨極年夜危機。既有來自內部如《左氏》先師賈逵諸人的攻擊，也有本身嚴、顏二家敗績掉據的危局，更有以《公羊》學為代表的今文包養合約博士之學無法真正提出有用的禮樂制作計劃、導致整體面臨陵夷的現狀。面對這些危機，何休作為《公羊》學年夜師，承繼兩漢四百年《公羊》學學術積淀，以一人之力撰《年齡公羊傳解詁》，完成《公羊》學的最后一次集年夜成。
南宋紹熙余仁仲萬卷堂刊本影印《年齡公羊經傳解詁》資料圖片
何休堅持《年齡》為夫子治正之書、撥亂之法，其精華全在《公羊》。《公羊》傳《年齡》之道，為六經之總，寓承平之法，足資漢世所取鑒。在此基礎上，何休強調孔子作《年齡》損文益質，折衷三代包養ptt，當新王之義，且欲使其法深切著明，故假法于史, “托王于魯”，以魯隱公為始授命王，由衰亂而漸至升平，最終至于承平。《年齡》之道年包養網VIP夜備，而后瑞應示現，以昭其道。何休不僅強調《年齡》在經典序列上具有至尊位置，並且在禮樂建制上亦有章可循。起首將《年齡》諸義理條例化，使其更具操縱性與現實規范性；其次又博稽群經，多采納今文禮制結果，將其轉換為《年齡》改制之法，以凸起“新王”之義。此外，何休注《公羊》博稽群經，尤擅引禮包養一個月價錢制，此一方面秉持漢代今文博士專精之學術風氣，力圖使今文經典內部充足自洽，而對禮典出處有所甄別；另一方面又能因應漢世朝野企盼制禮作樂的制包養網心得禮需求，使《公羊》體系更為謹嚴，且與《白虎通》相較，更具實踐性維度。這般使《年齡公羊》條例之學更為嚴密，以澄清今文先師固陋褊狹之弊，又能參與禮樂實踐，建制性更強。凡此種種，皆是何休在東漢《公羊》學已出現陵夷的佈景下，挽狂瀾于既倒包養網車馬費，重塑《公羊》于經典與治道中之權威的體現。
但問題在于，東漢末年，今文博士系統早已積重難返，憑借何休一人之力著實無法改變眾人對其的印象。何休雖然將《年齡》日漸體系化，但《年齡》文成數萬，其旨數千，義例繁復，需待沉潛方能掌握，并不適合季世之風行。而此中又多“很是異義可怪”之論，過分強調“假托敘事”之方法，使得經典呈現不確定性，其自己的真實性亦遭到懷疑。且假托的“三世漸進義”亦與實際“世愈亂”的現實明顯存在張力，這種內在張力，亦決定其不易風行。而鄭玄以禮主導的包養合約六經體系最終占據了上風，可謂兩漢經學的一年夜變局。
鄭玄對“周禮”美備軌制的發掘與重建，恰是樹立在漢末以《公羊》學為主導的今文經學整體式微的佈景之下。在鄭玄看來，有需要重塑一套經學譜系，重振眾人對經學之信念，這套經學譜系的焦點圣人即為周公與孔子。周公所作禮樂軌制畢竟是一套已經實行過并行之有效的致承平法式，是以，愛崇周公，崇尚“周禮”，更具有權威性與現實可行性。此外，孔子編訂五經、作《年齡》，最基礎上亦是承續周之舊典與禮法，故漢家當借恢復“周禮”之盡力，間接實現漢世“制禮”之目標。鄭玄以“周禮”為基點，力圖重建完備圣王文明譜系，并賦予其政教意涵，多以禮的情勢呈現。但是，經典本來各有面向，并紛歧定能清楚呈現禮樂文明風貌包養平台。鄭玄的第一個步驟任務，就是力圖貫通六藝，視六藝為一整體，而又歸束于三禮之下（三禮之包養故事中，又以《周禮》《儀禮》互為本末），即“六經皆禮”化。此舉發掘出經典背后各自或隱或現的禮義傾向，伴隨圣王譜系的多元化，使得經典的廣泛有用性亦得以凸顯。在此基礎上，五經便皆可與“周禮”比擬較，二者相合則可互證，相異則探尋其內在理據，通過時間化、空間化、等級化、常變例等方法來裁斷、融通諸經緯，盡量彼此兼容。既不輕易舍棄今古文諸經，亦不輕易雜取雜說，從而勾畫完備的經典文明譜系與美備“周禮”體系，以為漢世禮樂制作所資取，其經世之志亦由此可見。
要之，鄭玄構建“周禮”，其一，欲囊括眾典、整齊百家，求經學之通義；其二，欲會通群經，求美sd包養備之“周禮”，以制作漢禮、致承平。范曄《后漢書·儒林列傳》載兩漢五經之發展脈絡，其結穴竟年夜多與鄭玄相關，可見鄭玄會通群經、整齊百家的愿景于漢末便得以實現，漢代經學至鄭玄得以“小統一”，不成不謂其宏大貢獻。當然，鄭玄念述先圣、思整百家之目標，仍在若何從先王舊典中，抽繹出整全完備的禮樂之道以實現致承平之事業，因致承平之焦點要義，即在于制禮作樂。范曄將鄭玄與張純、曹褒置于一傳之中，可謂慧眼獨具。
其實，假如打破古今藩籬，從經學自己自洽性、融通性角度考慮，可以發現，鄭玄所宗主周公制“周禮”致承平之法，與何休宗主孔子作《年齡》致承平之道，側重雖有分歧，但一皆明于“禮”。此所明“禮”，又隱然與兩漢“禮樂制作”之愿景相關，而《年齡》與“禮”的關系，亦得以進一個步驟抉發。眾所周知，太史公即已言“《年齡》者，禮義之大批”。《年齡》明于“禮”，“《禮》與《年齡》原形表里”，《年齡》與《禮》在建制性上，確實有某種相通之處。此中，《年齡》與《周禮》又頗具律法之性質，從漢末諸儒紛紛以《年齡》議事，到曹魏采納鄭玄《漢律章句》及其《周禮注》，《周禮》“八議”軌制即初次引進《魏律》， 可知將經義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引進律法實為當時時代之風潮，而《年齡》與《周禮》皆為律法所尊奉之經典憲綱。凡此，皆可見二者位置實非比尋常。
兩漢經學發展至鄭玄，從此實現經學之一統，六經歸禮，并以“周禮”為美備之說，漸成風習，深入影響了魏晉以降禮樂文明進程。此說又可從兩方面展開，一方面，鄭玄極力凸起周公制禮與“周禮”作為六經焦點之位置，亦間接形成漢代經學由折衷于孔子轉為制禮之周公的圣人觀轉向，以及由以《年齡》為宗到以《周禮》為焦點的經典轉向，對后世圣王觀之演變流轉、中古經典體系與禮樂政教之架構，皆產生了深遠影響。另一方面，以“周禮”為美備之說，漸使兩漢四百年今文儒者對“制禮作樂”持矜慎態度之堅守得以崩潰，并以禮為紐帶，以時空等疏浚方法順利解決了“五經異義”等群經捍格之問題。此后，六經皆禮逐漸走向六經皆史，從而為經學有用進進王朝禮儀實踐、參與禮樂文明奠基了基礎。
皮錫瑞曾指出“鄭玄出而漢學亡”，兩漢經學經鄭玄詮釋而推闡至極，亦因鄭玄而使兩漢今文十四博士之學同歸于寂。可以說，鄭玄的經學詮釋縝密嚴謹，且蘊含著強烈的治世之意。包養心得其注經開啟了經史之辨，經學以一種歷史化的維度，扭轉了以孔子為焦點的今文經學解釋系統，深入影響了此后經學、政治、文明史的敘述與演進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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